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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第四届“九江龙”散文奖颁奖仪式举行

　　12月2日，广东省有为文学奖第四届“九江龙”散文奖颁奖仪式在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烟桥古村举行。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国伟、九江镇党委书记冯纯祥等领导出席活动。

　　广东省有为文学奖“九江龙”散文奖是广东省唯一一项省级散文类文学奖项，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和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人民政府主办，佛山市作家协会、佛山市南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宣传文体办、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文化站承办，于年签约落户九江镇，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举办四届。该奖自设立以来，始终秉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初心和使命，在助推广东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九江当地的文化发展，打造了一张独具地方文化特色的品牌名片。

　　第四届“九江龙”散文奖评奖活动自年7月启动以来，受到广东省内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 　　塞壬的《祖母即将死去》荣获金奖。荣获优秀奖的作家作品有：许石林《清风明月旧襟怀》、庄越之《半近古村半近城》、吴璧庄《穿越历史的时空》、洪湖浪《哀我苍生》、耿立《消失的乡村》、游利华《深圳红岗西村》、曾毅锋吴娟《飞鸟相与还:南方城市观鸟笔记》、詹文格《阉割》、周齐林《被淘空的村庄》、虞宵《越人城记》。

热

烈

祝

贺

南海青年作家吴璧庄的作品《穿越历史的时空》是获得散文奖优秀奖，这也是唯一一位佛山作家获此殊荣，实属不易。

获奖证书

奖杯

吴璧庄在散文创作方面很有天赋，也很勤奋。除获得过本次大奖外，散文《展旗楼下郁水秀》获得第二届广东省“梦里水乡杯·花地文学奖”征文大赛二等奖，《桑园围的沧海桑田》获得广东省第五届“珠江情”征文大赛一等奖。

左二为吴璧庄领奖

　　佛山市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学校长的孔宪雅老师在读了《穿越历史的时空》这篇散文后，特意写下了一篇评论，(陷于篇幅，今摘录一段，稍后全文发布)他写道，吴璧庄是个文学青年，正做着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喜欢看小说，读散文，诵诗歌。当从父亲的藏书里看到古人讴歌故乡的诗歌时，自然爱不释手。会在那些艳阳初升，熏风拂面的清晨，站在故乡那条名叫西江的母亲河畔，兴奋地吟诵起历代诗人赞美西江的得意之作。

比如明代曾鸣雷那首《泛江》,诗中描述了江上泛舟游乐的情形：大壑风高散夕烟，波光千顷倒浮天。逍遥碧汉星为舸，容与沧江客亦仙……又如诗人何维柏描述的江中垂钓之乐：闲向江门放钓舟，偶从此地识丹邱，双峰远在波间出，一水平分槛外流……还有诗人叶春及描述的的江中壮美景色：海上双峰镜里开，诗成宫阙亦蓬莱，九江秀色东南尽，三峡涛声天地来……更有朱次琦先生赠给何文绮的那首《何兵部杖枉过寓斋言怀有述》：望见须眉一洒然，得从冠盖俨神仙。追欢我忆重三节，好士公如六一贤……每当这时，吴璧庄就会感慨故乡河山的壮美，为自己是九江人而自豪。

吴璧庄简介

吴璧庄，南海九江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九江儒林笔会会员、南海作家协会理事，《海花》杂志执行编辑。自年开始创作以及发表，获得过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大小征文比赛奖项。年1月，散文《展旗楼下郁水秀》获得第二届广东省“梦里水乡杯·花地文学奖”征文大赛二等奖；作品《桑园围的沧海桑田》获得广东省第五届“珠江情”征文大赛一等奖；《穿越历史的时空》获第四届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优秀奖。

好了，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篇”九江龙”获奖作品吧！

　　穿越历史的时空

　　文/吴璧庄

　　人生在世，有些事情自己是不能把握的，或者说是根本不能由自己决定的，譬如选择父母，譬如出生地点及时间，还有最简单的、自己的第一个名字都不可能由你做主。但似乎一切都早已安排，你的父母是谁，出生在何处，以及你的名字，一切的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天意。

　　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就在那一年的年底，我出生于一个叫“九江”的地方。从此，我就与这个地方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为何叫“九江”

　　随着年岁的增长，特别是那个什么都要问“为什么”的年龄，我就一直在追问为何这里叫“九江”，而不叫“十江”或者“八江”?父母都是有点文化的人，他们并不急于向我解释为何叫“九江”，而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每个地名都会有它的历史，现在你还小，我们怎样解释你或许也不会明白，等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自己可以翻阅家里的书，你或许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于是，我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熟悉很多字，尽快能从家里的藏书中得知“九江”的身世。

　　确信自己已经有足够的阅读水平、并有一定的分析理解能力的时候，我便迫不及待地在家里高大的书架中，取出那几本厚重的、很可能隐藏着九江“天大秘密”的书籍，一页一页翻阅起来。

　　《九江儒林乡志》序中记载：“福员三十里，挟西樵大雁诸山，上纳牂牁之水，扶舆萃秀、郁郁葱葱。而生聚于江滨者，为吾九江。”《疆域》篇中记载：“又《黄通志》，东莞何真辟德庆人李质参机务，质遣仲子伯豫偕总管陈文仲募兵讨伐诸贼，上连苍梧、象郡，下接三山、九江，皆蒙保障，此为九江名见志乘之始。”

　　《南海九江乡志·事记》篇记载：“宋咸淳六年(年)，诏徙民实广，十年正月朔，众至大洋湾，筏破登岸，散处本乡，生聚自此始繁。”在关于“偶山”的论述中写道：“偶山，一名海目，一名担峡，又称海偶。明季设哨守卫广东，舆图称海目山，高二十余丈。通志县志则谓海目在县西南一百四十里九江海中，两峰并立如目”。

　　阅后，我有点失望。“九江”之名由来，《南海九江乡志》和《九江儒林乡志》均无记载，而《九江儒林乡志》仅提及“九江”之名最早见于《黄通志》。为此，我一直在惆怅中。

　　外公外婆均是九江人，早几辈已在九江定居生活。他们向我讲述了乡间对“九江”之名由来的一些“猜想”：

　　其一，由早期九江境内有九条河涌流入西江而得名。九江开村之始，人们多居于地势颇高的南方山麓，以防洪潦。之后随着人丁繁衍，生产发展，开垦各方低洼沼泽为桑基鱼塘，陆续移居各村而形成今日的九江。那九条支流为龙涌、大伸涌、昙涌(今叫潭涌)、石马涌(已淤塞为陆地)、良村涌(久废)、柳木涌、沐滘涌、礼山涌(别名忠良涌)及棠材涌。

　　其二，由先祖辈南下时经过九条水道而得名。九江人先祖辈于多年前从南雄出发，乘筏顺流南下时，沿途经过九条水道，至九江大洋湾(今沙口破排角)筏破登岸，但见烟波浩荡，大有“江到浔阳九派分”的气势，欣喜岭表之地也有九江水汇合于此，于是径直称此为九江。

　　他们说的似乎合情合理，但似乎又有些问题说服不了我。譬如，九江河道纵横交错，支涌又何止以上提过的九条呢?况且，据顺治年间的《南海九江乡志》载，九江“唐宋以上其时尚在岛屿”、“大都海濒洼岸，居人鲜少”，直到宋度宗年间始“渐有田庐”，而真正形成耕作环境还是在明初，也就是“海浜布衣”陈博民率众修成桑园围之后，距今不足年。可以推断，在没有堤围之前、“尚在岛屿”的九江，到处都是一片泽国，不可能自然形成“九条河涌”。还有，先辈南下，颠沛流离，哪有心情去数经过几条水道，他们又会知道自己“情归何处”呢?还会欣赏“烟波浩荡”的大洋湾吗?还会联想到“江到浔阳九派分”的气势吗?看来，这些都是后来人“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想象”而已。

　　不过，一个很有历史的地名，总该有它的出处。我也赞成一些乡人、学者所说的“九江”的“九”字，不是实指，而是泛指，大或者多的意思。

　　“九”，在古代被认为是最大的数字。如，历代皇帝被封为“九五之尊”，皇上的旨意被视为“一言九鼎”;传说古代天有九重，也作“九重天”、“九霄”。“九”，又泛指多次或多数。如，九死一生、九霄云外、九牛二虎之力、九派等等。

　　可以想象，多年前，先祖从南雄珠玑巷乘筏沿北江，转西江南下至九江大洋湾(今叫“破排角”)，筏破登岸，在今下东、南方、下西村一带岗地结庐开村，面对最大、最宽阔的西江河面，用“九江”称呼此地最合适不过了。

　　但问题又来了。古老相传“九江丁共宋，有剩南雄种”，即是说在此之前本处早有丁、宋两姓先民居住，那么“九江”之名是称于前还是称于后?

　　年6月15日，还在读初三的我，清晨赶回学校上课的途中，就听到镇上的人都在议论九江大桥有一段桥面堕入江中的事。后来这事件为全球所瞩目，就连远在中美洲危地马拉的大姨也打电话回来询问此事。

　　几年后，我和几个同学到江西旅游。车过九江市九江大桥时，我惊叫：“这里也有九江大桥啊!”车上一位本地人对我笑笑后说：“这有什么惊奇的，前几年，你们广东那座九江大桥塌了的时候，新闻播出后，我们的九江市民全都涌上河堤，争相来看这座九江大桥呢。”是啊，叫“九江”的地方,据我所知有三个，乡镇级、县级和地市级各一个，分别是江西省九江市(地区级)、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县级)和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乡镇级)。

　　这事后，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九江”，到底与江西那两个“九江”有没有关系?

　　我查阅了江西省九江市、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的建制沿革。我发现，无论是九江市还是九江县，均与秦朝设立的“九江郡”有关。

　　夏、商时期，九江境地分属荆州、杨州界。春秋时分别属吴国、楚国，有“吴头楚尾”之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就有九江郡，辖区范围包括今江西大部，郡治设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于是，九江作为行政区划第一次有了“名字”。

　　秦置九江郡，域境很大，今天的九江也在其中，是它的一块属地。九江古时被称过浔阳、柴桑、江州、德化。有趣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以“九江”之名，在今天九江的地面上辟一政区，发生在新莽时期，虽是一个小插曲，却是当地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王莽篡汉，是为新帝，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在今九江地面上置九江亭。“亭”是什么?据《汉语大字典》和《古汉语词典》的解释：“亭”是秦汉时的基层行政单位，十里为一亭。“十里”又是多少?我在《史记》里找到了答案。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秦时为泗水亭长，是秦王朝的一名基层干部。唐代张守节(《史记》三大注家之一)考证说，秦制五户为邻，五邻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按照这个说法，这个“里”不是长度单位，不指距离，是个数量单位，指的是居家户数，即每户为一亭。秦时刘邦在泗水这个地方就充当一名只管户人家的小官，相当于村委会主任。新莽所置的九江亭，当是延续秦汉的那种亭。王莽置九江亭后六年，新亡，亭废。但它却是历史上第一次以“九江”之谓来命名本地的一个政区。

　　可以想象，当年从水路、陆路南下的难民中，会有曾经是九江郡域境，或者九江亭这个地方的后人，他们到达九江定居后，就径直叫这里为“九江”。看来，我这个假设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地名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不一定要考证出它的真实由来，留下一点空白，留下一些想象的空间，不是更好吗?

　　一条江与一群人

　　小时候经常听外婆、妈妈说，我还没出世的时候，她们一家就在海边住。而奶奶也说，在我爸爸还是小孩的时候，她们就经常过海，到鹤山古劳趁圩。于是，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注入了九江有海的概念。

　　除着年龄的增大及学识的增多，我发现了大人们都混淆了“海”与“江”的概念。她们所说的“海”，其实就是西江。

　　西江主源南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沽益县马雄山主峰东麓。自云贵高原而下，贯穿广西，在梧州市汇合桂江后，称西江。流入广东省后，经云浮、肇庆后流入镇境。镇境段上游自镇南行政村入境，流经河清、上西、海寿、下西、南方等行政村和江滨、沙口街区，下游由下东行政村出境，全长近19公里，江面最窄处近1公里，最宽处有3公里。据《广东省历史地图册》和《珠江三角洲农业志》载：新石器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西江出海口在九江镇境。其后移至顺德、中山一带。

　　西江九江段在古时候称牂牁江，俗称大海、西海。这真的难怪外婆、奶奶、妈妈她们把西江说成是海，因为乡间的人一直这样认为的，一代接一代。可以理解，先祖从没见过大海，也不知大海是啥模样，来到九江这段开阔的江域，以为就是“海”，从此就把这条江称作“海”。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奶奶的娘家烟桥村古时叫“里海”，因为他们知道，这条村子的外面有条“海”，那当然是“外海”了。

　　不管叫什么，西江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祖国的山川河流，历来都是文人墨客吟诵的对象，西江也不例外。明代曾鸣雷就写过一首《泛江》：

　　大壑风高散夕烟，波光千顷倒浮天。

　　逍遥碧汉星为舸，容与沧江客亦仙。

　　鸥鹭翩翩江际出，帆樯冉冉镜中悬。

　　夜深不尽江湖趣，渔子清歌到客船。

　　曾鸣雷字在歧，一字乾义，号九龙，九江西方太平约(今属下西)人，明万历三十一年举人。平生喜好吟诗作赋，且精通禅学，不幸盛年病逝，士林中闻者惜之。著有《九龙洞集》存世。作者所居村落靠近西江，开门即可泛舟游乐，诗中所描江上景色美丽如画。

　　西江的日出和日落都是十分迷人的。现在我们大多数人拍西江落日有三个最佳位置：一是在过海寿渡轮上向“誉江华府”楼盘方向拍;二是在河清水闸向贵广铁路桥方向拍;三是在南鲲码头向高明大桥方向拍。

　　但古人跟我们刚好相反，向西江的下游方向去寻找最美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叫“偶山”。偶山，别名海目山，在今沙口街对开西江米左右的一座江心岛屿。因其上有山，双峰并列，恰似一双眼睛环视宽阔浩荡的江面，故而名之。若在远处眺望岛屿双峰，又像被一条担子横挑起来似的，人们又常叫它做“担担沙”。明代，这里是有名的风景区，有峭壁，多奇石，有“第一山”摩崖石刻，绿荫丛中映掩着亭台楼阁，曾经吸引乡间及四方许多名人雅士驻足，流连忘返，为其姿容题咏许多诗篇。“偶山夜月”更是九江古八景之一。

　　明刺史曾储得此山，自名为偶山主人，建亭榭，栽花木，筑池圃，又寓“双顶松风”、“芦洲渔艇”等八景云。此时多骚人墨客载酒泛舟，大有苏子赤壁遗风。何维柏诗云：“闲向江门放钓舟，偶从此地识丹邱，双峰远在波间出，一水平分槛外流……”叶春及诗云：“海上双峰镜里开，诗成宫阙亦蓬莱，九江秀色东南尽，三峡涛声天地来……”

　　可惜，转入清代以后，楼台渐渐荒废了，游人也渐渐稀少了。

　　西江，大多数时候是温顺的，平静的。但有时候也会露出凶猛的、放荡不羁的一面。往往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西江沿岸的百姓受苦之时。

　　九江地处西江、北江之间，且属桑园围内低洼地带，易受洪涝之患。我查阅过资料，自明洪武二十三年(年)有记录起，至年的年间，九江镇境共发生洪涝灾害次。明成化二十二年(年)，雷雨大风，河清等地被水淹数月，死的人不计其数。明万历十四年(年)七月，大水，桑园围漫顶，农作物被淹受损。清乾隆四十九年(年)五月，大水，桑园围溃决，农田、房屋受淹，一个多月水退。清乾隆五十九年(年)五月，大水，桑园围溃决，九月围内的水才开始退。清咸丰三年(年)五月、七月，两次大水，桑园围九江基外子围多处崩溃。民国3年(年)6月，西江涨洪，25日深夜，桑园围茅岗基溃决，全围受淹。九江堡被淹的地方，浅则一二尺，深则近一丈，史称“甲寅大水”。

　　说起“甲寅大水”，我想起了我在奶奶娘家烟桥村“烟桥正道”门楼上，离地近3米的砖壁上刻有明显划痕，留下“甲寅水灾”、“民国三年”、“闰五月三日”的印记。可想而知，洪水高3米，九江的大部分村庄均处于一片“汪洋”之中。

　　还有更为严重的，民国4年(年)7月，西、北、东三江潦连日暴涨，至12日(农历六月初一日)，桑园围40余处堤基溃决，全围受淹。乡人朱伯灵是年所撰《记乙卯大水事》载：九江堡“深者一丈二三尺”，“桑园围基溃”。“是日二时水到我家后塘，五时入屋至中堂，七时水深六寸。初二早五时水深三尺，十二时水深至三尺六寸而止，而人家之被淹浸者，去年浸过门楣以上者十之二，浸过门楣者十之四，今年被旧加满二尺四寸，则向之浸至门楣者，今则淹及屋檐矣。寻常人家皆毁瓦拆桷从楼上逃走，避于岗阜之间，围基之上，丛聚露处，盖以德计。湿泥活体，烈日当头，沐雨栉风，忍饥受渴，凄惨万状。虽救生赈济，乡人勉力为之，而溺毙饥死者，殆不少矣。初四日水始下，每日仅二三寸，十六日早我家水尽退去，而乡中之水，尽月乃退约七八。七月之一日，水又至我家，逐日满二三寸，至初十日而上，计水深一尺二寸。十一日水始退，逐日下一二寸，到廿一早我家水尽退去，而乡中之水，中秋乃退约七八也。”史称“乙卯大水”。

　　西江肆虐，沿岸百姓苦不堪言。为尽量减少或避免水患威胁，西江沿岸百姓在宋代以前，特别是唐代，就已经有修堤捍田的活动。他们会在靠近丘陵的边缘、居民聚集点附近，兴建一些矮小的、零星分散的、用泥筑的拦水小基，即如今所说的“秋拦基”，用以捍卫田块，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据前人分析，广东堤围的发展是：“秋基以起，逐后村族日众，联合组织，扩大圈筑，进而联防合作之统筹”而联筑成大围的。

　　前几年，我曾经跟父亲到过沙头朗星世老村探访一位老姓文友。“老”姓是独特姓氏里的一种，但在九江说起“老”姓，大家并不觉得陌生。因为岭南地区最大的“老”姓聚落，就在这个世老村，有多人。据村中老人讲，这个村从叫世老村开始计算已经有超过年历史。入村之后，一条宽1.2米，高1.5米，用红条石铺成的堤坝向我们讲述者这条古村的历史。老人告诉我们，以前世老村因为地势低，每到夏季，迅猛的河水就涌入村里。清同治三年(年)村中老人老贤芳倡议村中士绅捐款，修筑防洪堤坝。历经两年，一条米长的堤坝就大功告成，从此村人告别洪涝。这条堤围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桑园围的子围。

　　九江地处“桑园围”内。据《南海县志》记载：“桑园围是宋代官府发动甘竹、官山、西樵、九江、沙头等地人民修筑而成。”桑园围位于南海和顺德境内珠江干流之一的下游，是西、北江干流主要堤围，分东、西围，抵御西、北江洪水。全长68﹒85公里，围内面积﹒75平方公里，捍卫良田1公顷，因有不少桑树园而得名。

　　最初的桑园围，围堤矮小而单薄，堤面宽2米左右，由于原来水位不高，南方无基围或筑了基堤而未设闸，堤围的防御能力很低，每遇洪水稍高，堤围虽不致崩决，洪水倒灌围内，常常淹没农耕，故围内先后修筑过十多条小围以防倒流洪水。清末，现有堤围基本联成。其中顺德龙江段至民国初期才明显加高并与大围相联。民国12年增建歌滘、龙江和狮颔口三座水闸后，才真正成为较为完整的闭口桑园围。

　　桑园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修筑完成，而是历经好几个朝代，况且初时的堤围矮小单薄，故决堤或漫顶是常有之事。据史书记载，明代桑园围共决堤16次，清代决堤25次，这意味着明代平均约二十年，清代平均十余年，桑园围内就出现“沧海桑田”景象。

　　“沧海桑田”这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成语故事，就是出自我们这个桑园围。

　　“沧海桑田”这个神话故事最早见于晋代葛洪编撰的《神仙传·麻姑》。原来，东晋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葛洪20多岁时来广州拜精通神仙之术的南海郡太守鲍靓为师，一边学神仙之术、一边炼丹的生活长达10多年，其传世名著《神仙传》就是在此前后写成的。当中的神话“沧海桑田”是依据今南海、顺德境内古堤围“桑园围”洪水故事创作出来的。

　　珠江三角洲本为前海湾，后因泥沙沉积而形成冲击平原，所以我们当地人把江河均称为“海”。每当洪水淹没桑园围后，就成一片汪洋，当地人称之为“桑田”变“沧海”。待洪水退却后人们继续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种桑种稻，于是“沧海”又变成了“桑田“。这种“沧海桑田”景象，在桑园围修筑完成前，特别是在葛洪生活的晋代，只要遇上20年一遇甚至10年一遇的大洪水就会出现。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葛洪在桑园围炼丹时，可能听当地老人讲过桑园围水灾故事，甚至可能亲身经过桑园围水灾，故创作出了千古流传的“沧海桑田”神话。

　　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千百年来，桑园围内的百姓没有一天放弃与洪水等自然灾害的抗争。

　　元末明初，西江常发大水，沿江百姓饱受其苦，九江乡民也不例外。九江堡南方人陈博民“相度形势，审视要害”，对如何征服西江洪涝灾害进行了认真研究。他认为，桑园围自宋代筑成雏形之后，因当时入海水道宽畅，洪涝随发随消，不足为患。但至明朝初期，由于下游之香山、新会一带逐渐淤积成沙坦，加上沿江围坦造田，以至中枢逐步阻塞，洪水难消和旁溢。只有把桑园围全线加固加高，连成一体，才是永久之计。但是，重修堤围工程浩大，非少数人之能力所及，这对一名“海浜布衣”的陈博民来说，可谓谈何容易!

　　堤围得不到修缮，水患终不能解除。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西江又发大水，吉赞基崩溃，十八堡俱受水灾，尤以倒流涌口(位于今下东村与顺德甘竹交界处)最严重。洪水淹没了大片庄稼，也夺去了不少无辜的生命，偷生的村民缺衣少食，加上病疫流行，异常凄惨。陈博民与乡民一样，亦深受其害。为了拯救万民于水患之中，在乡长关可达等人的支持下，38岁的陈博民，不顾个人安危，以微弱的身躯，毅然离开九江，到达金陵(南京国都)，上书皇帝，反映沿江水患之苦，请求朝廷降旨修堤。明太祖朱元璋对此深为感动，大加赞许。当即表示给予支持，并把他封为督堤官，负责组织和指挥修筑桑园围这一浩大工程。圣旨在握的陈博民，叩谢了皇帝，昼夜兼程回到了九江，马上率领十八堡乡民，用大船运来石角，填于倒流涌口，先把汹涌的水势制服。之后，又继续用半年时间(洪武二十八年秋至二十九年夏)，把上自丰滘，下至狐狸，迄甘竹，东绕龙江至三水数十里的堤围，进行了系统整治，实行“狭者广之，卑者崇之，薄者厚之，脆者坚之”，全线加高五尺。自始，数百年来上下数十里，不致“鱼鳖其人民，沧海其桑田，蜃市其宝庐，鲛宫其池译”。

　　陈博民出身贫贱，由此义举，受到广大乡民的称赞。大家商议，在南方忠良岗山麓建谷食祠，并镌刻太祖诏命“乃功”两字悬于祠堂，永供祭祀，以志不忘。

　　为民如此，当官者更是义不容辞。在我奶奶的娘家烟桥村，就有一位因抗洪立功的官员，他就是兵部主事加员外郎(正五品官)何文绮。话说清道光十三年()五月，西江发大水，桑园围决堤，九江处处成泽国。此时，何文绮仍为京官，正值告假回乡。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九江乡民生活的困顿，都使他忧心忡忡。他劝说乡绅分发钱粮赈灾，以解燃眉之急。并亲自逆流而上，视察堤围决口，连续风雨不休，废寝忘食，指挥监督收复堤围。此时正值广东巡抚朱桂桢到九江巡视救灾赈灾情况，对何文绮大家赞赏，以其功绩奉奏朝廷，加封为员外郎。

　　道光九年(年)，九江人朱士琦提出了疏通西江下游入海要区的建议：“凡此皆牂牁江入海要区，亟宜严切疏通者也。”当时朱士琦的疏河建议，要拆毁西江入海要区水道的石坝，文后还指出：“疏瀹入海，下流石坝，未筑者禁，已筑者拆，此本计也。”这些建议，当时得到广泛支持。

　　清光绪末年(年)，康有为在《答族戚知交告惨书》中提出仿照埃及治尼罗河的建议。所谓治尼罗河之法，无非是在河岸沿岸，主要是上游地段建筑蓄水池以贮潦水，降低洪水位;并且在流域上游设“测候所”，以掌握河流的水文情况，利用水闸的启闭来控制水塘(蓄水池)的贮量与河道水位。该建议于年在《七十二行商报》发表。至年又将建议寄给广东省地方自治研究社，但这一建议当时社会反响不大。最为支持该建议的九江人朱麐在《记乙卯大水事》一文中谈到，“予得康君书，读之狂喜……岂料良法美意，鲜有提议及之，报馆亦未有力鼓吹者……，有倡无和”。朱麐认为我国若仿用尼罗河法治理江河，则“不用开一支河，……亦不必拆沙田、浚下游，……仿而行之，至大至切之灾，可以永绝”。可见他对康有为的建议给予极高的评价。

　　尽管古时九江乡人为保家园，想出了许多治水良策，并与洪水作不懈的抗争，更不乏一些英雄义士，东奔西走，流血流汗，但终因缺乏全面规划，桑园围在没有经常保养的情况下，积弊日深，不能抵御较大的洪水。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桑园围整治终于迎来了春天!现在，面对“固若金汤”的堤坝，西江之水也无法再逞强了。

　　此时，我想起了伟人讲过：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历史”。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从烟桥古村到吴家大院

　　烟桥古村和吴家大院，现在均已成为游客的首选之地。巧合的是，这两个地方都与我，或者与我们家有关系。

　　我奶奶姓何。烟桥村是我奶奶的娘家，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家。烟桥村为何姓聚居的村落，于明朝正统十四年(年)建村。开村时名为“里海”(相对于防洪堤的“外海”叫法)，后因村的布局如一展翅飞燕，称“燕桥村”。村口长木桥原名“燕桥”，后因终年水汽蒸腾，烟霞缭绕，清乾隆年间已有“烟桥”之称，久而久之，村子亦改名为“烟桥村”。

　　因一座长木桥而成就了一条村子，可见这座长木桥的影响力颇大。我爷爷家就在桥的另一端，因而，我爷爷、奶奶经常行走于长木桥。小学校亦设在烟桥村，因而，我父亲，我姑妈他们也在就读期间，经常往返于长木桥之间。我两三岁的时候，奶奶也经常背着我走过那座古木桥到娘家去的。但当我懂事了、自己能拖着奶奶的手过桥的时候，那座古木桥却已被水泥桥取代了。还好，而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长木桥又奇迹般地在原地复建，与旧貌一模一样。

　　经常回老家探望奶奶，也经常去烟桥村过那座长木桥。多去了，居然发现了烟桥村“天大的”“秘密”。

　　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天大的秘密”，因为全烟桥人都知道，还有，史书上也是有记载的。

　　譬如，问你：梁启超的老师是谁?你会答：康有为。再问：康有为的老师是谁?你可能还会答：朱次琦。还再问：朱次琦的老师又是谁?你能答吗?答案居然是：烟桥村人何文绮。

　　何文绮(～年)，号朴园。清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因修筑桑园围出力，加员外郎衔。假归授徒为业，门生甚众。居省城，很少与地方官员来往，遇有民间疾苦，便向官衙直陈。为文以清真雅正为尚，教人善于诱掖后进。道光二十四年()受聘主讲粤秀书院，数年间人才迭出。咸丰初年，与两广总督徐广缙论事不合，解职而去。亲朋说他处事过激。文绮说：“君臣的情义，融洽便留，不融洽便离去，何况是宾客与主人呢。我这样做，就是使地方的大员知道士人中有不恋栈区区俸豆的，让他们不要轻视有知识的人。”卒年76岁。著有《课余汇钞》、《四书讲义》、《周易从善录补注》、《惇叙堂家训》、《一经堂家训》和评辑《粤秀书院课艺》。

　　在烟桥村榄核桥侧，有一间小南楼(亦名高厅，已毁)，是何文绮告假回乡时建，原用作休息之所。何文绮回乡时，终日坐卧于小楼之中，甚少接待宾客，独与朱次琦有诗酒往还，可谓忘年之交。朱次琦曾写赠过何文绮诗多首，其中一首为《何兵部杖枉过寓斋言怀有述》：

　　望见须眉一洒然，得从冠盖俨神仙。

　　追欢我忆重三节，好士公如六一贤。

　　神物久惭金跃冶，名山敢怨玉生烟。

　　五湖三亩皆臣志，恨少贫家负郭田。

　　除朱次琦外，何文绮的学生甚多，可惜鲜有他学生的史料记载。而据康有为《我史》记载，他的爷爷康赞修就师从何文绮，道光二十年中举人，并长期担任地方教育管理官员。也是他，把康有为送到朱次琦门下，学习3年。又据西樵百西村头村史料记载，村人潘以翎师从何文绮，年成为该村首位大清年代的举人。潘以翎是百西村翰林潘斯濂的启蒙老师。潘斯濂的父亲和弟弟潘斯湛也在粤秀书院师从何文绮，潘斯濂也于年考中举人。何文绮何谓桃李满天下了。

　　“天大的秘密”还有，清道光年间，林则徐与何文琦共商抗英大计，力主销烟。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年，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被革职，何文琦万分义愤。他激励门人严密守御，鼓励乡团弥补官军之不足，民心所向，共同御敌。年5月底，英军多人来到广州三元里，乡民愤起抗敌，四面设伏，截断英军归路，英军无法突围，乡民夺取他们手中的火器，打死多人，射杀其首领伯麦。义律赴三元里救援，又被包围，乡民越聚越多，达数万人。三元里之战，英军惨败。6月1日退出广州。坊间一直流传，何文琦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策动者之一。何文琦三元里抗英的故事在纪律片《千年珠玑》第五集中也有记载。由于清政府无能，5月27日已与英国订立《广州和约》，赔款万银元。义愤填膺的何文琦作《感事》诗18首，以讽刺的笔调揭发批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对外国的侵略行径采取卑躬屈漆的妥协政策，致使民心涣散，国库空虚，表达了爱国主义者何文琦的无限愤慨。

　　烟桥村的“秘密”还有，在清代，有一个以西樵山为号、年老后归隐西樵山的画家。他叫何翀(～年)，字丹山，号烟桥老人，又号七十二峰山人。早年得苏六朋授以笔法,尽得其妙。除画美人外，还擅画花卉、禽鸟和山水人物。所写柳燕自饶话趣，竹树鹩哥尤工，曾以大金榜纸画百鸟一凤凰图，百鸟各具意态，无一相类者。并与清宗室、粤东将军奕湘联为异姓兄弟。更与居巢和居廉(岭南画派奠基人)交往甚密。

　　何翀于咸丰年间曾筑画室于西樵山翠岩中，读书作画，摹景写生，名为“碧云楼”。他还在翠岩的右崖上留下了石刻诗，曰：“不鹜纷华不尚仙，优游林下养余年。闲事闲非休闲理，半日看花半日眠。”旁刻“七十二峰山人”，下有篆印“过客无劳问”、“白云深处”、“是吾家”三款。何翀很少在画上题诗，而这首诗不但表达了他闲适淡薄的生活态度，可谓用心之作，也是对西樵山的喜爱溢于言表。并在名号、室名上表露无遗，更把“碧云”认作自己的归宿、家园。

　　其实，烟桥村的“秘密”还有许多许多，如，“泽公一诗停械斗”、“兰桂同芳”、“父子兄弟，师出同门”、“师徒情谊深似海”等美谈。但所谓的“秘密”均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近年来，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说到烟桥村，就不得不说长木桥另一端的南水村，因为我的老家就在南水村。为何叫“老家”呢?因为那是我父亲的家，他的少年时代就在南水村度过。我在九江城区出生，自幼一直生活在城区，所以我只能称南水村的家为“老家”。

　　烟桥、南水与另一个叫兴贤的自然村组成一个行政村，叫烟南村。一听这个村名，我就知道当时设置该行政区域时，一定是把“烟桥村”的“烟”字提出来，再把“南水村”的“南”字提出来，再合成“烟南”两字。

　　事实确也如此。烟南村，位于九江镇境西北部，东、北界西樵镇，南连璜矶、河清，西接镇南。清宣统年间，村境属镇涌堡，分烟桥、苏合墩、南水、丹桂4村。民国17年，属璜烟六乡，分烟桥、南水、丹桂、兴贤4村。民国19年，置烟南五乡，乡名取烟桥、南水2个自然村合称，辖烟桥、南水、丹桂、兴贤、良涌等5村。民国21年，改称烟南丹兴良乡。民国25年，撤销烟南丹兴良乡，村境属南烟乡。民国34年12月，分置第九保、第十保、第十一保，属南胜乡。年4月置烟南乡。年4月撤销烟南乡，村境属西南乡。年1月，与璜矶合置烟南管理区，同年3月改称烟南农业生产大队。年8月，与璜矶分置大队，仍名烟南大队。年10月起，乡、管理区、行政村建制时沿名。

　　这就是我老家所在的烟南村的“前世今生”。从中我真正发现了烟南村的秘密，而且还是“天大的秘密”：整个烟南村的人都不讲“九江话”。这个“秘密”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发现外公、外婆、母亲、舅父、大姨、小姨他们都说九江话，但奶奶、父亲、姑妈、姑丈他们都不说九江话。比如，很简单一个“我”字，九江话说“艾”，而烟南话却说“哀”。为何呢?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翻阅了一些资料，大概也算明白其中所以然。

　　九江方言系属粤语方言，是广府话的一支。宋末，大量中原先民迁入，致使古粤语加速汉化。中原和北方汉语大量吸收古粤语成分，渐渐形成成熟定型的九江方言。九江方言虽系粤语方言，但语音、词汇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广府话，在细微处与邻近乡镇如顺德龙山、甘竹，鹤山沙坪、高明明城，南海沙头等处方言相比较，亦迥然独特。

　　九江方言有声母16个，韵母84个，声调8个。全浊声母一律清化，平声送气，去、入声不送气;齿音声母归为一套，微母字保留双唇音……是较典型的粤语方言。而九江地处南海最南端，在广府粤语片与四邑粤语片交界地带，有些语音特点与四邑粤语一致。九江方言内部基本统一，但不同区域尚存在一些细微的语音差异，据此差异，可分作“九江”、“河清”、“海寿”三个方言小片，通俗来说就是“九江话”、“河清话”、“海寿话”。

　　也就是说，讲“九江话”的区域大致是城区和下西、上西、下北、南方、下东、大谷、上东、文昌(现为沙口社区)、梅圳、新龙、墩根、璜矶等13个行政村。讲“河清话”的区域就包括河清、镇南、烟南3个行政村，而讲“海寿话”的当然就只有位于西江中的海寿行政村。

　　自此，我终于明白了老家烟南村的人，是不说“九江话”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最美还是乡音。现在，大街小巷，碰到的几乎都说普通话，连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跟大人们说纯正的普通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将加速方言的死亡。看来，推广普通话不是当务之急，相反，保护方言却成迫在眉睫。

　　说到我老家烟南，就不得不说说我们南水吴氏了。南水吴氏始祖为鹤山水口村江宁太祖，由南雄珠玑巷移居而来。太祖为鹤山黄宝坑偶台祖，后衍九江梅圳，再衍大同竹园里，尔后定居南水。这就是说，我南水吴氏是从九江梅圳分支出来的。而九江吴家大院的主人吴庚南，也是从九江梅圳分支出来的。吴家大院吴氏家族是南宋咸淳十年()南迁九江始祖吴三里分支的裔孙，世居梅圳村。清光绪十三年，第十八代孙庚南兄弟泽居下北村，建了这个院落。也就是说，我们南水吴氏与吴家大院的吴氏，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难怪父亲经常向人介绍吴家大院时，都说“我家大院”。

　　“吴家大院”，是当地政府在开发利用这个院落时，参照“乔家大院”的叫法而用此名称的。宅子主人吴庚南，祖籍九江梅圳村。早年远离家乡，到越南从事经商贸易。清光绪十三年(年)，经营数年、拥有一定家财的吴庚南衣锦还乡，与胞弟吴畅如一起购买田地兴建宅邸，命名为“吴慎德堂宅第”。其子侄伯玑、仲旒和美闾等扩建于～年，风格主要是楼宇、西式凉亭。

　　吴家大院位于九曲涌畔，当年流传“九曲十三湾，湾湾有个财主佬”之说，吴慎德堂是其中之一个。日军沦陷九江期间被占用为大日本南支派遣军佛山警备部九江警备队的总部;抗战胜利后南海县国民党九江分部于此办公;解放后至年7月，由党政机关长期借用为驻地，见证了九江当代的历史变迁。

　　我幼小的时候经常到吴家大院，当时是作为九江镇人民政府的办公所在地，我父亲在里面上班。

　　依稀记得，整个吴家大院建筑众多却规划统一。9间镬耳屋排列两行，井然有序，带有浓郁的古典岭南民居特点。4栋多层楼房高出左右，却有着明显的异国风情。这些房屋建筑风格迥异却恰好相映成趣。院前院后各有一座凉亭，主人的闲情雅趣可见一斑。

　　吴家大院现在已成旅游胜地，我也经常进去看看，一看就是大半天。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大院，一片形态各不相同的古老建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苍老的房屋诉说着它的历史，高耸的楼房又似乎诉说着当年的显赫，熙攘的游人又预示出勃勃生机。

　　因为要打通从人民路到大正路通道，需要拆除3间。现在剩下的6间镬耳屋已用来作为侨乡博物馆和婚庆博物馆了，好让游人在欣赏古老建筑的同时也多了解九江侨乡的情况及婚庆风俗文化。

　　4栋多层楼房是有名字的，分别叫做“伟闾”、“乐轩”、“庆庐”和“爱庐”。其中“伟闾”和“乐轩”高5层，“庆庐”高3层，而“爱庐”高2层。而奇怪的是，“伟闾”、“乐轩”和“庆庐”都在大院内与主体镬耳屋比邻，惟独“爱庐”处于大院的大门口，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得知，“爱庐”还有一个别称叫“姑爷楼”。原来旧时女儿出嫁后回娘家，照例不能在娘家过夜，可有个女儿却执意要和丈夫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于是吴家只好在家门口建了这座“姑爷楼”，供姑爷和女儿居住之用。

　　有钱就是任性。但从另一方面说明，吴家也算通情达理。男女一样，儿子跟女儿都是自己的骨肉，何必要计较里外呢?

　　儒林乡、小广州、九江市

　　读小学的时候，经常听老师说九江自古就有“儒林乡”之美誉。何谓“儒林”?我后来查过书籍，“儒林”在书本的解释是“儒家学者之群”，也就是说读书人众多的地方。有九江本土学者曾著文云，九江又名儒林乡，皆因“书院、社学多，举人、进士多”。有这种特征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但称“儒林乡”的地方却不是很多。有人说我乡过去有间儒林书院，也有人说我乡出了一个朱九江(次琦)，教学礼山，弟子甚多，固有儒林乡之称。但这些，都是发生在清代的事。再后来，我翻阅《九江儒林乡志》，提及正觉寺有天府神钟一口，重余斤，所铸铭文有云：“南海县儒林乡众信士陈崇建等设立宝钟以永正觉寺……万历十三年十二月吉旦立”。从而可以肯定儒林乡名在明代(年前)早有此雅号，但最终的确切年代尚无文物典章可考。

　　好多年前参加儒林笔会活动时，就听过老先生(老日之)说他30多年前偶闻乡间一耆老说：我乡又号儒林，尽管读书人再多，也不会以“儒林”二字标榜，实为明代方献夫所赐也。正德年间(～年)，方献夫来到赵涌探望曾氏同窗，拜会乡间名士，目睹九江地面文人荟萃，不愧是南海村落之冠冕，不禁赞曰：“真个是儒林之乡也”。于是我乡遂得儒林乡之雅号。

　　是真是假，暂无凭据。

　　至于又有“小广州”之称，同样没有确实的证据。或许后人根据某一个繁华时段，有广州的影子而给的称谓。据史料记载，九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出现了过一个可以媲美广州的繁华景象。

　　九江的繁华要看圩场。九江自宋度宗咸淳十年(年)开村之始，先民多散居于西江河岸附近的山麓或地势较高处，以防洪潦的侵袭。那时，南方村的人烟最为稠密，所以圩场总汇便设在忠良岗至大巷古道(俗称“大巷口”一带)。以后，随着人丁的繁衍、生产的发展，乡人陆续移居东、西、北各方的纵深地带。由于九江河道纵横，桥梁设置尚少，乡人购物靠小艇摆渡过河，甚为不便。

　　元末明初，在今天九江圩的范围内，相继出现了几个只有10余间店铺的小圩，以利乡人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分别有良村圩(遗址在酱油厂附近)、海边圩(在石马街口，也就是我就读过的中心小学附近)、岳湾圩(遗址在下北社区)等三个小圩，以海边圩较为畅旺。

　　明代中叶，忠良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热闹的圩场总汇逐渐移近鸣珂里至石马街尾天妃庙一带，使良村圩和海边圩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明万历年间(约年)，御史陈万言建关帝庙(遗址在太平东路)，香火日盛，人们纷纷开设店肆，架桥修路，良村圩与海边圩相连结，原圩名逐渐被人们遗忘而消失，九江圩之名则由此而传遐迩，成为四方商贾云集的贸易场所。偏于一隅的忠良圩也由盛极而走向衰落了。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九江圩可以说是百业繁荣，各行兴旺。圩上一河两岸，南从山边里，北至伯铭桥，合掌店铺鳞次栉比;金铺钱庄，绸缎布匹，集中于圩中经济中心饯行街一带(即今太平中路)，每逢三、六、九圩日，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这当然与街道狭窄有关，据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回忆，未开马路前，街道只宽2米多。但圩日从朝到晚，人头涌涌，显示一派热闹景象，因而从那时起就有了“小广州”之称。

　　而“九江市”却是有真凭实据的。

　　我查阅过《南海市九江镇志》，“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民国十五年(年)3月16日，广东省政府决定将九江划为省辖独立市，委任李卓峰为筹备专员，筹建九江市。”

　　短短的那么一段话，却深藏着一段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历史。

　　其一，李卓峰何许人也?。李卓峰，名宜登，字卓峰，年出生，九江下北西川村人。17岁弃学就商，随父赴法国殖民地安南(今越南)创办棉花厂。当时安南政府推行苛待华侨条例，李卓峰集众抗议，令苛例得以取消。因乡人冯夏威反美殉义，李卓峰毅然召开追悼会，以唤醒同胞御侮爱国。其后，开办穗城学校，医院，组织航业公司，备以维护华侨权益，在侨胞中享有威望。清光绪二十八年(年)，孙中山抵安南进行革命运动，李卓峰慨然接待，并多次捐资共达数万元。孙中山给予债票，李卓峰尽付一炬。当时清廷曾致电法国政府，要求引渡李卓峰回国审处。后得孙中山力救才免。清两广总督张人骏曾下令通缉，并查封其国内家产，迫使李卓峰举家走避香港，损失甚巨。辛亥革命起义后，李卓峰募集军费50余万元寄回应急，获孙中山发给写有“为国宣劳，深资得力，奕代后民，永多厥义”的优等旌状。民国二年(年)，革命军遭受挫折，李卓峰被法殖民当局逮解出境，归国乡居。值袁世凯称帝，桂系军阀龙济光盘据广州，侦骑四布，于是李卓峰遂移居澳门。民国六年(年)，孙中山设大元帅府于广州，继出师北伐，李卓峰受命调查丝业和购运军粮，先后奉委为大本营建设部工商局长、建设部次长、代理部长，曾查办粤汉铁路，剔除路弊。

　　其二，九江曾单独设市。早在年，孙中山上京与北洋军阀作和平谈判之前，就知道李卓峰有意服务桑梓、整顿九江乡治安及办理同乡福利事业，特颁给手令，任命他为筹备九江特别市政专员。李卓峰受命回乡，在九江同安公局，设立市政筹备处，内分警察局、工务局、卫生局、公用局、民事局、财务局等六个局。上设市政议会，由乡民选举议员，以市政专员为主席，监督各局行政事宜。对外，联络邻乡，加强彼此交易，以畅旺圩市对内，振兴工业，发展农产，并鼓励海外乡侨回乡投资，创办实业，圩内派警察日夜巡逻，村社设警察分区，以确保地方治安，一方面抓紧剿匪、禁烟、禁赌肃清扰乱安宁分子等措施。如此严厉措施，直接触动了吴三镜等土匪的根本利益，而对李卓峰恨之入骨。年6月4日中午，李卓峰从由筹备处乘轿往九江商会，至北方长兴村水月宫附近遭吴三镜匪徒伏击，以身殉职，享年63岁。6月9日，广东省政府委李卓峰之子李其特继任九江市政筹备专员。8月，李其特接任筹备专员，并移九江市政筹备处于佛山市办公。9月24日，农工商学界召开九江市筹备大会，由各界选派筹备员4人，协商筹备市政工作。9月，九江市政筹备处迁回九江，在原儒林书院办公。年3月23日，组设九江市政委员会。9月11日，撤销九江市政筹备处，改设九江市政局。11月8日，甄绍莘任九江市政局长。九江市复归南海县公署直辖。

　　从这段史料不难看出，李卓峰早年旅越经商，为当地爱国侨领，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多次慨捐巨款，支援各地起义，毁家纾难，深为孙中山先生器重。而孙中山先生也是个懂得感恩之人，他看出了晚年李卓峰的心思，遂想达成李卓峰的理想，于是委以重任，命他回乡筹备成立九江市，并希望李卓峰回去把九江建设成为“模范市”。可惜，年3月12日，在北京与北洋军阀作和平谈判时，不幸积劳成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总理遗言抱憾而去。而李卓峰又于年6月4日，被土匪吴三镜伏击，以身殉职，为后人扬起一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浩然壮气。

　　我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孙中山先生没有到过九江，但他对李卓峰的家乡九江却是关怀备至的。有史料记载，民国十二年(年)，滇军旅长保荣光率领部队余人入驻，据守南方大望山、马岗等地，部分队伍分驻九江圩内。滇军就地筹饷，招募人员投包烟赌杂捐，致使九江圩内烟赌馆林立，经常发生争执。滇军在九江圩内及周围一带强迫民众交纳军饷，不少居民迁居省港，乡内日益萧条。民国十三年(年)6月，滇军驻在九江西南方正觉寺、乐只约一带。7月20日下午，滇军4艘船载约多人在九江西海六圣宫码头登岸，随即驻扎在西方孔安堂以及南方区家寺一带。所有西方太平、洪圣等约住宅，均被滇军洗劫一空，居民震恐，相继逃避。乡人讨厌滇军，商会派人往省投诉滇军。孙中山手谕“九江永远不许驻扎外军”，即令滇军调出。至民国十三年农历七月初六夜，滇军全部撤出九江。

　　从年3月16日，广东省政府决定将九江划为省辖独立市，到年9月11日，撤销九江市政筹备处，改设九江市政局。再到11月8日，九江市复归南海县公署直辖。年12月，撤销九江市。虽然“九江市”只存在了10年多，而九江成为省辖独立市也只有2年多的历史，但这足以令九江人为之骄傲。至于后来就有了“九江不认南”之说，我猜测，很可能与这段历史有莫大的关系。

　　后记

　　九江有句谚语：“九江丁共宋，有剩南雄种。”意思是说，九江人的先民除了丁、宋两姓者外，其余的都自南雄迁徙而来。丁、宋两姓人家究竟在九江居住了多少年，并无史料记载，但从南雄迁徙而来的其余姓，却有史料记载。如《南海九江关树德堂家谱》云：“汉寿亭侯(的后代)，宋咸淳元年，自解县居保昌郡珠玑里阅七年。始祖讳贞，偕弟俊，奉南雄骸骨再徙南海九江乡。历宋而元而明而国朝(清)，传已二十有六，丁众凡于五千。”又据民谚及《九江朱氏家谱》、《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等记载，则朱氏、李氏、陈氏等姓的先民都从南雄珠玑巷迁徙而来。《南海市九江镇志》“大事记”有云：宋宗咸淳十年(年)正月初一(2月9日)，部分客居南雄珠玑巷的难民，结伴乘筏沿北江，转西江南下至九江大洋湾(今“破排角”)，筏破登岸，在今下东、南方、下西村一带岗地结庐开村，与原著的丁、宋等族人生活在一起。可以肯定，从有史料记载的年至今，九江已有近年历史。

　　西江之水，奔流不息。潮起潮落，日出日落。昔日九江先民登岸的“破排角”，现已成为繁华之地，看不出丁点河岸线的痕迹。吴家大院，自年日军入侵后，吴家举家移居香港及海外，被日军占用为大日本南支派遣军佛山警备部九江警备队的总部，抗战胜利后又成为南海县国民党九江分部，解放后一直是当地党政机关办公驻地，经历了差不多一个甲子后又重新回到吴家后人手里。深明大义的吴家后人，慷概地赠出吴家大院的使用权给当地政府，现已成为“九江侨乡博物馆”，重新换发出这座深院的昔日光彩。烟桥古村前的“烟桥”，最初用竹架制成，至年间改为木桥，年重新用坚厚木板共12块砌成，稳如磐石。年，在征得村民同意下，将木桥改建为钢筋水泥结构的公路桥。年，烟桥古村成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村民又搜集齐当年建木桥的木板，拆掉水泥桥，重新修建古木桥，回复“烟桥”当年旧貌……明正统五年(年)，九江人开始在西江设埠装捞鱼花。弘治十四年(年)，九江乡民“奉旨承西江两岸鱼埠”，获得鱼花生产和销售专利。池塘养鱼进入商品生产时期，九江于明末已成为珠江三角洲第一个最具规模的基塘式养鱼区，至清咸丰、同治年间，塘鱼养殖逐步成为桑基鱼塘模式，蚕茧业成为当地当时农业经济的又一支柱产业，时有“一船丝蚕出，一船白银归”之说。时至今天，九江已从一个纯农业大乡发展为农工商并举、善治生态宜居的绿色产业新城。

　　据我所知，年的春天，著名作家秦牧、紫风夫妇访问九江四天。随后，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他的散文《一个镇的纷繁色彩——南海九江小住漫记》。当中写道：“江西有个九江，它是庐山脚下著名的地区级的市;广东省也有个九江，它只是一个县属下的区级镇，两个地方我都到过，若论市面的繁荣程度，后者是不逊于前者的。”

　　对于这点，我深有同感。

　　岁月悠悠。在近年的历史长河中，聪明勤劳的九江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人类的璀璨文明，而交相辉映的夺目瞬间却点亮了儒林大地的天空。

编辑/南海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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