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成为专家在整个罪恶的职业生涯当中，艾希曼都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公众形象来获取利益。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流亡阿根廷的时候，明显甚至连他的战后形象也能够带来好处。证人陈述、报纸文章和各种谣言流传得越多越广，那位前任一级突击大队长在埃伯哈德·弗里奇和威廉·萨森等人的眼中也就变得越有趣。尤其是对出版商弗里奇而言，他除了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国际大会之外，完全没有关于纳粹德国的经验，因此每一个流亡者在他看来都是内部消息人士。但即使是萨森，他作为党卫队战地记者，看到的也是与艾希曼很不一样的事情，而且他出入的圈子与艾希曼截然不同。例如他从来没有见过海因里希·希姆莱、赫尔曼·戈林，甚至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而艾希曼却认识他们每一个人，并且对纳粹的各个办公室和机构所知甚详，因为他必须一再像操作许多小齿轮一样协调这些机构的工作，从而使灭绝的机器顺利运转。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些流亡者重新向联邦德国伸出触角，他们想知道他们的联络对象究竟是何许人也。这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相互询问到底谁认识谁。威廉·霍特尔的书让他们感到紧张，因此杜勒出版社的圈内人希望能够找到对霍特尔有所认知的人，更好地评估他所带来的危险。可是鲁德尔和萨森、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约翰·冯·莱斯，或者约瑟夫·门格勒等人都从来没见过霍特尔。变化的时代需要汇集知识，于是专家再度变得炙手可热。甚至最受规避和最被畏惧的题材——犹太人问题——也需要专家。新闻媒体的各种活动，尤其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在在显示出，即使逃亡中的纳粹党人也日益需要更多信息，而且要来自他们这些阴谋论爱好者所信任的源头：其他纳粹党人。凡是过度沉迷于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片面想法，以致不肯相信萨森访谈会所称的“敌方文献”的人，都想要在自己的队伍当中找到答案。虽然大多数人起初可以毫无困难地把一切关于集中营和大屠杀的报告都斥之为敌方宣传和恐怖神话，可是积年累月下来，许许多多的小故事和他们自己记忆中的各种细节，已经浓缩为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更何况他们还必须面对自己子女所提出的问题。尽管这些人没有资格宣称“我什么都不知道”，然而他们的确有着很大的知识空白，因为他们总是只想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情”。他们或许坚持谎言、偏执一词，但最终，即使是最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免不了面对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在他们自己的推测和各种新闻报道中间，到底有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谎言呢？希特勒对那一切真正知道多少？确实存在毒气室吗？毒气卡车呢？真的枪毙过游击队员吗？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尽管每个人基于自己的立场有不同的疑问，但最后都想把事情弄个一清二楚，因为“最终解决方案”当时正影响着全球政治，已经成为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一个问题。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取决于它对犹太人大屠杀持有明确立场、支付“赔偿”，并承诺奉行对以色列友好的外交政策。中东发生的事情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凡是想了解新的结盟关系的人，都必须具备相关知识，否则走不了多远就会让自己的事业受损。更何况人们一如既往地怀疑“犹太人”就躲在每件事情和每个人的背后，并将他们视为主导美国的力量，而美国正是《路径》编辑部所宣称的敌对力量之一。艾希曼很快博得名声，被视为唯一幸存的当事人，掌握着犹太人大屠杀规模和灭绝执行过程的可靠信息。这使他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交谈对象。他的确跟“敌人”打过照面、与犹太社区和机构代表进行过谈判。跟约埃尔·布兰德和鲁道夫·卡斯特纳等人都很熟悉，而不是只在报纸上见过这些名字。他把自己推销成“知名专家”的本事进一步发挥了作用。尽管在艾希曼被绑架之后，没有人会主动承认听说过他的名字，但被证明曾与艾希曼讨论犹太大屠杀的人数还是相当可观。早在艾希曼藏身图库曼时，萧克利契夫妇与赫伯特·哈格尔就曾直接问过他被害犹太人的数目。即便据悉艾希曼回答得闪烁其词，但事实仍然是，他们都清楚里卡多·克莱门特实际上就是阿道夫·艾希曼，而且知道艾希曼正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在阿根廷一个北方省份，没有人会随随便便在晚宴上问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德国移民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看法。我们所知道的另一个直接与艾希曼攀谈过的流亡者是约翰·冯·莱斯。他比艾希曼年长四岁，是一名法学家，曾经写过诸如《立法中的血统与人种》（BlutundRasseinderGesetzgebung，年）之类的书，并借此获得了耶拿大学的全职教授职位。莱斯在该校讲授的课程之一是“基于人种的法律、经济及政治史”，并在担任国家宣传部人种问题顾问的间隙，撰文描述了“犹太人的犯罪本质”（年）。年，他经由意大利逃到阿根廷。他在那里可以继续被贴切地描述为职业反犹太主义者，忙着为《路径》撰写让人大倒胃口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开罗。他在埃及改名阿明·奥马尔·冯·莱斯（AminOmarvonLeers），并且让德国老同志们大吃一惊地摇身变成一个伊斯兰宣教者。不过在此之前，他曾抽空与艾希曼谈话，所问事项之一就是犹太遇难者的确切人数。在被指责为“艾希曼在阿根廷最要好的朋友”之后，莱斯曾讲述这段插曲来为自己辩解：“我从来不认得艾希曼，年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我在那里和他简单交谈了一下，并试图从他口中得到有关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人数的历史真相。但他没有告诉我任何相关信息。”尽管莱斯宣称自己之前从未听说过“艾希曼”这个名字，却显然清楚地知道艾希曼是谁：那名遇难者人数专家。莱斯把见面时间挪后的做法，更凸显了他的意图。由于莱斯在年就已经离开了阿根廷，所以他当时一定早就知道自己问的人是谁，并且带着极大的负罪感清楚那意味着什么。这可以有两种解释。或者莱斯宣称自己没有听过那个名字是在撒谎，否则就是别人在介绍艾希曼给他时使用了自纽伦堡审判以来便与艾希曼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那种描述。既然莱斯在辩护时承认自己认识艾希曼，由此可以推断，他们二人谈话的时间显然不像莱斯所描述的那么短暂。莱斯曾是《路径》的主要撰文者之一，自然不可能看不出他的出版商正在极力争取艾希曼。莱斯在年迁居开罗时，也一同带上了那次与艾希曼见面的记忆。莱斯明显推迟那次谈话的日期的做法，更让人得以从一个有趣的角度一窥威廉·萨森的访问开始之前，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公共生活。***然而，并非所有纳粹流亡者都要询问艾希曼才能了解大屠杀的规模。例如埃里克·米勒（ErichMüller）、约瑟夫·弗特尔、库尔特·克里斯特曼（CurtChristmann）等人，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丰富经验。他们加入了特别行动队，从年开始躲在前线后侧展开大规模枪杀，后来则用毒气卡车施行屠戮。格哈德·博内和汉斯·黑弗尔曼是“安乐死”谋杀的专家，昔日犹太人隔离区指挥官约瑟夫·施万伯格更相当清楚“通过劳动来毁灭”意味着什么。他们多半有机会彼此见面，而且这不仅是因为移民者的圈子通常都很小的缘故。以迪特尔·门格为例，他和鲁德尔一样是德国前空军飞行员，不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还经营着获利颇丰的废金属生意。他有一个奇怪的嗜好，喜欢让那些可怕的同侪簇拥在自己身边。在他家举行的社交活动直到今天仍被称为“集纳粹崇拜之大成”，并特别偏好让人脊背发凉的元素。在那些活动中，当然不会有人用假名或其他形式的遮掩，而艾希曼和约瑟夫·施万伯格之类的人物则成为吸引人的所在。那些人之间最流行的一个笑话，就是拿东道主和他的座上嘉宾来玩名字游戏——门格（Menge）尤其喜欢招待门格勒（Mengele）。萨森后来声称，当初是他介绍艾希曼与那位对《希波克拉底誓言》有自己独特解读的集中营“医生”相互认识的。许多犹太幸存者都无法忘记门格勒，因为他就是那个在奥斯维辛进行“筛选”的人。人们怎能忘记一个大手一挥就可以决定千百条性命的人？这两个人进行谋杀事业的过程中未必相互熟悉，尽管艾希曼在年频繁造访奥斯维辛的时候，他们说不定有过一面之缘。然而，他们经由相同的路径来到阿根廷，都使用了来自泰尔梅诺的假身份证明文件，甚至连签发时间也相差无几。门格勒比艾希曼早一年抵达阿根廷，而且与艾希曼不同，他的优势在于得到了自己父亲的慷慨财务支援。但尽管如此，两人在阿根廷的发展道路一再交汇。萨森是门格勒的密友，直到年仍然高度赞扬后者的“医学实验”。他相信艾希曼和门格勒几乎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他们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就二人的经济能力和教育背景而言，这种说法或许不错。因为门格勒不但财力雄厚，而且除了医学博士之外还有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关于四个种族群体下颌前段部分的种族形态调查》（‘RassenmorphologischeUntersuchungdesvorderenUnterkieferabschnittsbeivierrassischenGruppen’）。但萨森并非完全正确。2年艾希曼被处决后，他的老朋友当中只有一人对那名种族屠杀的组织者表达了欣赏和令人惊讶的同情，这个人就是“奥斯维辛死亡天使”门格勒。他们二人想必曾经有过不少共同话题。在开始与萨森共同录制磁带之前很久，艾希曼就已经再度成为他感兴趣的一个团体的一员，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团体也对他非常感兴趣。尽管少数谈起此事的人后来表示，那种好奇仅仅源自对恐怖事物的着迷，但这种说法相当值得怀疑。人们普遍的健忘和审慎的沉默显然是艾希曼被绑架一事所产生的直接后果。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位公认的专家吸引了广泛的兴趣，令人无法忘记，毕竟人类生来就喜欢谈论难忘的经历。然而这种兴趣却给艾希曼带来了危险。在战争结束十年之后，许多逃亡的难友已经逐渐失去对被起诉的恐惧，并且不断加强自己与德国和奥地利的联系。有人直接在德国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许多人甚至考虑搬回联邦共和国。经济奇迹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亲自在年12月访问阿根廷。早已为情报机构工作的奥托·斯科尔策尼，则以克虏伯工业集团官方代表的身份晋见了庇隆总统。年，门格勒甚至大胆地在德国正式办理离婚手续。连有着骇人过去的昔日同志们也开启了惊人的新职业生涯。比艾希曼年轻四岁的萨尔茨堡人约瑟夫·弗特尔，也曾经拿着红十字会的护照逃亡。他在担任刑事警察和边防警察的时候，不但与特别行动队D支队的10A行动分队“在东边”有过瓜葛，接着又致力于“绥靖边区”和“清剿游击队”。尽管如此，他已于年返回德国停留三年。他在联邦宪法保卫局找到了工作，稍后我们还会再遇见他。艾希曼出门与新老同志们见面时，总是把家人留在家里。他很可能是想避免妻子产生疑问，她显然相信她的丈夫是无辜的。然而他无法完全避免家人接触到那些人，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圈子很小。“有一天，父亲说道，上个星期你和门格勒握过手。”但如果我们相信克劳斯·艾希曼的说法，那么这样的信息透露其实是例外情况而非常态：“父亲把保密看得非常重要。每逢有人过来拜访，他就会赏给我们这些小家伙一巴掌，提醒我们第二天早上不可以在学校把事情张扬出去。”当记者询问访客都有哪些人的时候，那种教育方法仍然奏效，因为克劳斯·艾希曼回答说：“我只记得那些耳刮子。”我们若仔细查看后来那些年的采访内容和证人陈述即可发现，绑架艾希曼的行动也对阿根廷知晓里卡多·克莱门特真实身份的那些人产生了类似效果。人生的胜利婚姻：两种不同性别之间为物种繁衍而进行的结合。——艾希曼的心理评估，1年年初年开启了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对德国人关爱有加的阿根廷总统丢了官职。阿根廷海军军官在6月16日发动政变，很快便导致庇隆黯然下台。0年的时候，《生活》（Life）杂志的记者听到谣言，艾希曼化名“恩斯特·拉丁格”（ErnstRadinger）当了牧人，相继在巴拉圭、智利、乌拉圭和秘鲁等国停留，庇隆被罢黜之后又在玻利维亚待了好几个月。这个传言显然是认错了人，却生动地反映出德国移民所处的环境。没人知道此类政局动荡对自己的处境意味着什么，更何况新政权正采取行动打击庇隆独裁时期的腐败行为，并在此过程中关闭了七家涉嫌的德国公司。年12月，警方在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位于科尔多瓦省的住宅前按响了门铃，因为他被视为庇隆的亲信。在搜查房屋时，调查委员会发现了许多文件、三本不同名字的护照，以及他参与政治活动的证据和联络信息。虽然众所周知，鲁德尔在庇隆的保护下，多年来一直试图建立一个法西斯运动的国际网络，但其联系范围之广泛仍然令人惊讶，尤其是鲁德尔在仓促离境之前已经烧毁了许多其他文件。不幸的是，被查缴的文件至今还没有重新出现，但调查委员会已在报告中提及一些初步的发现，其中包括一本红十字会护照，以及这本假护照上的各种出入境登记戳，证明了鲁德尔在何等努力地兜售极右派梦想。此外在他的文件中还找到了向同志工作会求助的信件，有一些来自联邦德国热心的联络人，例如正在为希特勒的妹妹募款的汉斯·雷兴贝格（HansRechenberg），二人日后都将为艾希曼出庭辩护。这一事件在阿根廷引起的最大轰动，无疑还是发现鲁德尔竟有办法把英国法西斯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带进国内，并安排他跟庇隆总统私下会面。德国大使馆在震惊之余甚至采取预防措施，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文章寄往波恩。但在最初的激动之后，人们得出结论，“庇隆纳粹主义”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鲁德尔“则代表了许多‘英雄人物’典型的战后职业生涯，他们早就已经没有角色可演，却依然不肯退场”。鲁德尔的盟友们甚至不得不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名义上的领袖被描述成一个“相当可笑和傲慢的人物”，而且他们的政治计划与联系网络已被公之于世。鲁德尔一度躲到巴拉圭暂避风头。无法忽视的事实是，阿根廷显然已不再如庇隆时代那样具有吸引力了，对于不像鲁德尔那般有办法逃跑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在阿根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反庇隆的政变也部分源于对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反应。不难想象，艾希曼新近换工作的举动也与此有关。在动荡时期，实物便重新成为最稳当的投资方式。艾希曼于是在月接手了“七棕榈”（SietePalmas）兔子农场的管理工作，地点位于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45公里的华金-戈里纳。那家企业同样归弗朗茨·威廉·普法伊费尔所有。他正打算返回欧洲，想要就地寻找一个可靠的代理人。克劳斯·艾希曼曾经谈论起和父亲一同管理那座农场的“两位伯伯，现在（6年）他们已经回到了欧洲”。“他们拥有大约只鸡和只兔子”，那些兔子是安哥拉兔。那些可爱的白色毛茸茸的动物不仅能提供昂贵的兔毛，还能生产广受欢迎的肥料。兔子的粪便中含有高浓度的氮、磷和钾，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混合物，在阿根廷需求量很大（该国直到今天仍然是柑橘类水果的主要出口国）。在这样一个农场的日常生活相当枯燥乏味，就是喂食兔子、清理兔笼和收集粪便，此外每年还要修剪兔毛三到四次。但此种自力更生的方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带来成功。艾希曼在战时很喜欢告诉他的谋杀同伙，他已经向党卫队全国领袖表达意愿，希望在赢得最终胜利之后拥有一座位于波希米亚的庄园，成为一名农民。那些“黑太阳符号（Sonnenrad）的门徒”自称崇尚简朴生活，可是当他们掌握权力的时候，却不曾有任何人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务农。因此对艾希曼而言，自己曾经有过养鸡成功的经验，以及甚至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喜欢讲他曾经是养兔人的经历，这实在无法令他产生欣慰的感觉。他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重大变化。艾希曼后来喜欢称之为“牧场上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也意味着在乡下过日子。即便艾希曼时而能够把家人一起带过去，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还是与他们分隔两地。毕竟他时年1～19岁的三个儿子都必须继续上学。艾希曼的札记以及孩子们的回忆都显示，他们低落的学习意愿让他忧心不已。艾希曼在札记中写下自己的想法，表达出对“三个儿子在知识上的傲慢”和“无知”感到无奈，因为他们都懒得分清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如今情况又变得跟在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的时候一样，艾希曼再度无法照顾自己的家庭，只能忙着赚钱和沉溺于自己的想法。然而这个兔子农场比吕讷堡石楠草原上的那个小村落还要来得偏僻，这意味着艾希曼甚至无法在温暖的晚上用舒伯特和吉卜赛旋律让村姑农妇们为之倾倒。在那些漫长的夜晚，昔日遣送行动的主导者如今却顶多只能为数以千计的母鸡，以及毛茸茸的白兔拉拉小提琴。但待遇显然相当不错——艾希曼说他的收入为每月比索，大约相当于马克。他们一家急需这笔钱，因为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薇拉·艾希曼又怀孕了。五年以后，艾希曼讲了一些奇怪的话形容他的感受：“第四个儿子的诞生，让我们的幸福达到了巅峰。对我来说，这不仅合理地让我感到成为父亲的骄傲。在我眼中，这更是自由与生命的象征，是对抗意图毁灭我的那些势力所取得的胜利。即便现在，当我在牢房里想到此事的时候，儿子的诞生仍然让我充满了胜利的满足感。”一个孩子的诞生变成了令人振奋的胜利？考虑到艾希曼在年时的处境，首先占据他头脑的想必是其他的担心。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次怀孕都有很多风险：46岁的薇拉·艾希曼在那个年代属于非常高龄的产妇，而且她因为长年罹患严重的胆囊疾病而很不健康。再加上是在异国，面对一个不同的医疗体系，更何况薇拉·艾希曼还有语言上的问题。这位准父亲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自己的妻子，与此相关的各种额外开销就更不用说了。妻子和孩子在艾希曼眼中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这是难以忽视的事实。对他来说，没有家人的逃亡生活根本无法想象。艾希曼与妻子都有着坚定的决心要生活在一起，他的妻子也同样坚忍不拔地为共同生活而奋斗，并且全力支持他的逃亡。当然，让他们的婚姻变得困难的不仅是外在环境，但有各种迹象显示，他们在年纯粹是因为爱情而结婚的。艾希曼在20世纪0年代初期前往波希米亚的时候，认识了年纪小他三岁的薇拉·利布尔。薇拉的母亲在那里有一座农场。后来成为艾希曼朋友与部属的迪特尔·维斯利策尼，曾经描述薇拉“矮小肥胖，有光滑的黑色直发、深色的眼睛和圆圆的斯拉夫脸孔”。但话要说回来，维斯利策尼自己就胖得足以让身边任何人都显得像竹竿一样纤细，更何况他摆明对艾希曼充满了嫉妒（而且通常不是因为女性的缘故）。薇拉年轻时的一张全身照片显示她是一位颇具魅力的女性，留着时髦的童花头发型（Pagenkopf-Frisur），眼睛大而灵活，嘴唇丰满，打扮优雅，并且围着皮草披肩，在外形方面完全合乎艾希曼的口味。艾希曼曾亲口告诉萨森，他从来都不热衷莉娜·海德里希（LinaHeydrich）和玛格达·戈培尔（MagdaGoebbels）等人所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女性形象——金发碧眼、高大、苗条，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女人“太冷漠、太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威廉·霍特尔所说艾希曼因为妻子来自农家而感到羞愧的故事则根本是胡扯。因为一方面，按照纳粹“血与土”的意识形态，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身背景；另一方面，艾希曼总是带着尊重和敬佩来描写和谈论自己的妻子，那位“来自姆拉代的骄傲的农家女”。从艾希曼的婚礼也可看出他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为了事业选择他的妻子的。由于他的新娘无法出示党卫队所要求的各种必备文件，艾希曼为了获准结婚必须略施小计。此外艾希曼为了迁就他那特别虔诚的妻子，甚至愿意在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尽管党卫队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艾希曼一家起先住在柏林，然后在维也纳，最后定居布拉格，而且薇拉的姐妹之一也住进了布拉格的同一栋房子——艾希曼飞黄腾达的事业使此事成为可能。艾希曼接受了妻子在柏林感觉不舒服的事实，于是同意家人留在布拉格。这意味着他必须在周末往返于柏林和布拉格之间。另一方面，布拉格正好位于艾希曼的公务途中，因为他必须经常前往维也纳和特莱西恩施塔特，此外他的单位很快就在布拉格市比利时巷25号（BelgischeGasse25）设立了自己的分支办事处。尽管他的婚姻生活有个幸福的开端，但艾希曼的工作人员从年的维也纳时期即已知道他们的上司有一位情妇。这段婚外情还跟公务有所关联。艾希曼用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经费向玛丽亚·莫森巴赫尔购买了一块地产，这引来了流言蜚语，人们怀疑他为了让自己的女友有利可图，支付了过高的购地价格。他的同事们显然还有很多话要说，因为他们把玛丽亚和附近一家小客栈的经理“米齐”（Mitzi）混为了一谈，艾希曼应该也跟她有过一段关系。薇拉·艾希曼想必至少也听到过一些风声，但他们的婚姻显然并没有因此受到伤害。年复活节薇拉过生日的时候，这对夫妇还联袂前往意大利度假。对艾希曼来说，周末、结婚纪念日、生日和母亲节都非常重要，不过有关他在0年婚礼纪念日购买花束时终于被捕的故事，却是个美丽的错误。不管怎样，这对夫妇生了三个孩子，是二人共同的生活中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女性或短或长地出现在艾希曼的生命中。固然我们不必过于认真地看待维斯利策尼所说的艾希曼“拈花惹草的故事”，但确实有证据显示，艾希曼对自己的妻子并不怎么忠诚。无论是在其部门工作的女性还是他的情人，都将他形容成“有吸引力”、非常“迷人”、一个既风趣又喜欢室内游艺和演奏音乐的人——就是“一个很棒的男人”。男人们同样也记得“艾希”（Eichie）“人缘很好，在哪里都很受欢迎”，至少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在被问起时是这样回答的。有一卷来自阿根廷的录音带，可让人稍稍感受艾希曼在女性面前的表现。它记录了艾希曼与萨森“同志”的妻子见面时的情景：她拿香烟给艾希曼，并且充满歉意地表示他喜欢的那个牌子已经卖完了。艾希曼原本尖锐刺耳的声音立刻变得低沉柔软，他为“尊贵的夫人不辞辛劳”而表达的“由衷谢意”，怎么听都显得非常谦逊。根据资料，艾希曼在纳粹时期至少曾经跟三位女性有过婚外情。在阿尔腾萨尔茨科特也有传闻表示，除了那位来自基姆湖畔普林的金发内莉之外，他还跟一位独自抚养小孩的寡妇和他的女房东有染。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此类乡村八卦，它都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尽管艾希曼只穿着破旧的国防军外套，而且不再拥有权力地位，却仍被认为具有足够魅力来引发那样的闲话。就艾希曼而言，他始终努力设法隐瞒自己的那些艳遇，因为中产阶级的表面功夫在他眼中非常重要。只有在匈牙利的时候，这种双重生活才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艾希曼同时与玛吉特·库切拉（MargitKutschera）和英格丽德·冯·伊内（IngridvonIhne）有过绯闻。前者来自维也纳，维斯利策尼曾经很不屑地称之为“职业情妇”；后者则是一位来自上流社会的离异贵妇，是国家社会主义女性的理想代表：金发碧眼、身材高挑、苗条纤细，而且有着冷艳的美感，这使她成为社交场合的完美伴侣。大卫·切萨拉尼总结道：“艾希曼并不像后来报纸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残暴的好色之徒，但他同样也不是一名麻木不仁的公务员或者宛如机器人一般的官僚。权力——决定生死的权力——腐蚀了艾希曼。时至年，权力已经让他从内到外完全烂透了。”但他的婚内出轨行为是否果真为从根本烂透的结果，仍然相当令人怀疑。那种出轨看起来反而更像是摆脱压抑之后的结果，而且酒精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维斯利策尼写道：“最后几年，艾希曼在女人方面完全不加节制，在布达佩斯更是每天晚上都喝得醉醺醺。”光是在匈牙利对权力的狂热还不足以让这名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子变成一个不“循规蹈矩”的堕落浪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回忆录中，以及在阿根廷的访谈会上，艾希曼能够毫无窒碍地夸夸其谈他在匈牙利的“有力”措施，如何以“大师”之姿安排了整个纳粹时期最高效的遣送行动，并自豪地讲述了恶劣的运输条件，以及骇人听闻的死亡行军等故事，但他在婚外拈花惹草之事，却让他难堪得顾左右而言他。那位贵族出身的社交名媛只不过是他的“晚餐伴侣”罢了，而且只在他某天举办晚宴的时候出现过一次。他大费周章地解释说：“我家中没有女主人，而那时必须要有一位女主人。所以我请求冯·伊内女士代劳。就是这样。”为了稳妥起见，艾希曼又重复说道：“我既没有女主人，更没有小妾，绝不像此处（他指了指面前的一本书）某人所宣称的那般。你知道吗？她只不过是一位偶尔能够跟我一起出去吃晚餐的熟人而已，而且我跟她从来没有过亲密的关系。”等到再度出现需要女主人的情况时，“我邀请了另外一位跟我没有亲密关系的女士”，即当时已有婚约的库切拉小姐，“所以当天晚上就由她扮演女主人的角色”。艾希曼当然一直只是和女性维持纯粹的友谊，甚至在阿尔腾萨尔茨科特也一样。此外，他更假道学地极力撇清任何有关婚外情的暗示，并且避免回应萨森喜欢的含沙射影和淫秽细节。在女性方面的成功，并不是艾希曼引以为傲的事情。被捕之后，关于其爱情生活的传言很快登上新闻媒体的版面（其中多半出自编造）。读到维斯利策尼的毁谤后，艾希曼再次极力强调自己从来没有过情妇，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他与所有女性都只维持着“纯粹柏拉图式的关系”。不过艾希曼对这种自我表现也相当不满意，因为他随即加上了一个“保险机制”，补充说道：“有机生命的承载者普遍得自大自然的那种能力，也被大自然赐给了我。我可不是进行无性繁殖的木贼。”这种尴尬的声明不仅是男性虚荣心的告白，同时还深刻表达出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念：性能力与对性欲“顺其自然”的态度，属于纳粹对党卫队成员的人种生物学定义之一。按照希姆莱的理解，党卫队是一个由全新的、纯净人种精英组成的核心。正是为求实现这个梦想，才进行了精心的挑选。未来的党卫队队员妻子（党卫队队员本身也一样）都必须先接受彻底的身体检查，然后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RuSHA）才会批准他们结婚。性无能或任何异常的性倾向，都会阻断通往党卫队阵营的道路。对阿道夫·艾希曼而言，面对性欲不加限制的态度与其说是机会，倒不如说是一种挑战。当希姆莱因为情妇帮他生了孩子，下令巧取豪夺一条珍贵项链作为送给她的礼物时，目击此事的艾希曼感到惊骇不已。原因有二，除了腐败之外，另外让艾希曼十分反感的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竟然没有对部下保密其重婚生活中发生的这个“项链事件”。因为“如此高阶的上级官员”不应该让别人有机会洞悉这种“最棘手的问题”，以致在被看穿之后沦为知晓内情者的“囚徒”。艾希曼摆明并不赞同希姆莱在这方面的观点：党卫队必须破除“旧有的道德观”，因为那只不过是“建立在基督教义之上的所谓道德法则”而已，现在必须跟“虚伪作风”一刀两断。至于他对萨森那种逢场作戏态度的看法，自然就更不用说了。即使在萨森访谈会那样全男性的聚会上，艾希曼也不赞成使用下流的言语。萨森却喜欢非常明显的性暗示，这种做法经常导致艾希曼无言以对。他在其他方面很喜欢紧跟话题，能够毫无困难地针对死亡集中营内的环境侃侃而谈，发表令人无法忍受的冷嘲热讽，但在谈到集中营妓院（Lagerbordell）之类的话题时却支支吾吾，表现得跟别人问起他的婚外情时一模一样。艾希曼不喜欢这类男性话题。在以色列接受心理检查时，这名通常非常合作的囚犯却表现出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相同的反应。负责检查的心理学家什洛莫·库尔恰尔（ShlomoKulcsár）指出：“他在访谈中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拒绝合作，就是在我们询问他的性经历之际。在艾希曼的案子中，性行为是如此遭到压抑、隐瞒和掩饰，以致很难重建事实的真相。”库尔恰尔的妻子也是那个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团队的成员之一，在评估了进行过的各种测试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如下：艾希曼“在性生活这个主题方面非常拘谨”。参与检查的三位心理学家都推测那是一种“性虐待情结”（sadomasochistischerKomplex）。他们确信艾希曼的情况不同于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对私密行为的拘谨不安。然而他们所能进行的各项研究，仍不足以在他们一致判定的“潜在攻击性”（latenteAggression）方面更进一步。在此背景下，艾希曼公开强调自己性能力的做法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甚至多次对监狱工作人员做出这样的暗示。在被提供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作为牢房里的休闲读物之后，艾希曼便拒绝接受其他小说，因为它们“能引发性欲”。鉴于他是以囚犯身份待在一间灯火通明、随时有守卫在侧的牢房里，那种念头未免显得异想天开。另一次，艾希曼更直截了当地强调，这么长时间没有女人对他而言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若只考虑这些言论以及艾希曼的多次婚外情，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一些小说和最近的某些电影的危险，认同关于“大屠杀禽兽”（Holocaust-Bestie）的常见说法，把艾希曼看成一个沉湎于谋杀、罔顾道德的纵欲狂魔，在受害者的坟墓上满足自己的性癖好。但艾希曼的性格跟这种媚俗的纳粹色情八股完全格格不入。他关于“得体”的观念允许他谋杀犹太人，却在个人生活领域将自己限制在严格的资产阶级框架内。若想突破那个框架，就必须求助于纳粹意识形态，援用其分类方式，尤其是套用其词汇。虽然关于自己生理需求的讨论让艾希曼陷入双重标准和拘谨不安，生殖繁衍那方面的话题却让他抛开一切禁忌，侃侃谈论所谓“对抗犹太种族直到获得最终胜利的生存斗争”。正是此种将生殖繁衍极度政治化的粗俗做法，以及对“维系种族延续的动力”的夸夸而谈，才使这样一个非常放不开的人，在与萨森那种恶名昭著的登徒子交谈时承认自己有过一段婚外情，并且大肆炫耀自己上了年纪还能够生出第四个儿子，以及自己仍然具有的繁衍后代的能力。海因里希·希姆莱曾要求他的党卫队成员，每个人至少要生四个孩子。尽管艾希曼没有办法把所有犹太人都杀掉，但在年11月喜获第四个儿子之后，他至少已经圆满贯彻了上述命令。若不以此自我标榜一番，就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在这方面，他能够与萨森那样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取得共识。萨森同样把自己在成功脱逃之后生下的孩子自夸为“对敌人的世界做出的挑战，对遭到敌人践踏和唾弃的生活和价值观做出的狂热赞同”。只有信奉种族生物学的死硬派反犹太主义者，才会把生小孩看成对“一心一意要摧毁我方的敌对势力”所取得的胜利。因为只有一场不折不扣的全面种族战争，才会在军事失败后仍要继续下去，并从儿子的诞生中获得“胜利的满足感”（triumphierendeGenugtuung），借此自我安慰。在一场种族战争中，繁衍后代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长效武器。那名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虽然已经退役，却仍全心全力恪尽职守。***年11月，薇拉·利布尔在布宜诺斯艾医院产下一子。艾希曼后来严肃至极地说道：“我无法正式成为我儿子的父亲，因为按照官方说法，我和我的妻子根本就没有结婚。”他这么讲的时候，活像大家都不清楚那是因为不方便拿出结婚证书的缘故。令人惊讶的是，护士们已经堂而皇之将那个婴儿称为“艾希曼宝宝”。但即便如此，如果真用这个闻名遐迩的姓氏去办理户口登记的话，就未免太粗心大意了。艾希曼的儿子被登记为薇罗妮卡·卡塔琳娜·利布尔的非婚生子。名字当中除了包含他父亲的化名“里卡多”之外，还加上了一个中间名“弗朗西斯科”，借此向热那亚的那位神父表示敬意*，是他使这次“胜利”成为可能。这种被迫采取的低姿态让艾希曼陷入窘境。他后来写道：“必须采取这种处理方式，这让我备感痛苦。”而且艾希曼十分清楚谁应该为他的忍气吞声负责：“政治环境造成了这种复杂情况，使我们在婚姻关系中生出的合法儿子只能被登记为私生子。”一群失落者在失落的岗位上是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一群失落者，在失落的岗位上。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为我们没有比我们的绝望更坏的敌人。——威廉·萨森，年圣诞致辞艾希曼本来其实可以对事情的发展感到满意。他有了一份新工作、妻子产后复原良好、孩子非常健康，而且他自己即将过五十大寿。所有这一切通常都足以成为庆祝的理由。然而对艾希曼来说，所有这些都变成了一场噩梦。不仅因为孩子的出生与50岁生日常常让许多人产生危机感。即使没有大屠杀凶手那种背景的人，也不免因为孩子的出生而联想到许多问题，最起码会扪心自问，孩子将如何看待自己的父亲？而艾希曼清楚地知道他的孩子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读到，他曾经是一名战争罪犯和大屠杀凶手。虽然艾希曼有一位忠实的好妻子，但对外却只能把她讲成自己的情妇，否认了她应得的赞许。艾希曼有一个健康的骨肉，却不能正式宣称那是他的孩子。艾希曼的五十大寿是6年月19日，里卡多·克莱门特的生日却在5月，而且年纪还小了七岁。除此之外，艾希曼昔日的“伟大事业”只留给他一个自己完全无力影响的姓名。艾希曼想要做出改变，而且不只他周围的人乐见其成。他后来将表示，“我是自作孽才会被犹太人抓到”。我们若仔细观察艾希曼在年以后所过的生活，一定会得出结论：他讲得没错。年的大环境不只给艾希曼带来了改变。无论是待在前纳粹德国还是流亡在外的国家社会主义梦想家，这一年都必须面对不少坏消息：奥地利签订《国家条约》而重获独立、联邦德国结束被占领状态且成立了联邦国防军、西德加入了北约组织并根据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Doktrin）声称自己是德国利益在海外的唯一代表。对仍然心怀国家社会主义的那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放弃大德意志的一切利益，转而投靠战胜国，即可恨的美国。此外，选举的梦想也未能实现。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年时还一厢情愿地幻想着，假以时日，“头脑清醒的少数人”将会说服愚蠢的其他人。结果德意志国家党在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也就是极右派政党此前获得最大成功的联邦州——的议会大选中，只得到了.8%的选票。老百姓显然还没有办法理解“一张由谎言构成的罗网正笼罩在德国上方”，不明白“那些自认为已经支配了世界的团伙，正肆无忌惮地跟我们玩着多么邪恶的把戏”。相反，德国人在开心地享受繁荣的生活，更为了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在莫斯科成功谈妥释放德国战俘一事而欢欣鼓舞。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Heuss）在一次演说中直接对杜勒出版社那帮人开门见山地表示：《路径》“依然是一份令人汗颜的刊物”，可是“在过去几年的选举中，百姓用选票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尽管有人大放厥词——或许正因为有人大放厥词的缘故——他们已经具备相当的免疫力”。那个“在庇隆的太阳下取暖的团体”大可继续“用老掉牙的词汇来传播灌输他们关于未来德国的愚蠢看法”。可是德国人，豪斯说，早就已经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年夏天，以色列在科隆设立了代办处，即大使馆的前身，而阿根廷的德意志爱国同志们却必须继续等待大赦的机会。若有谁像萨森那般乐观地在年年初宣布，德国的民主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临时状态、一个“过渡时期”（Interregnum）而已，将只会发现自己错得离谱。如今几乎完全看不到“帝国的意志”和“德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重新夺取权力与重新返回德国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黯淡。接下来几年，在阿根廷唯一能够期待的事情，就是鼓舞故国仅存的最后一批英勇同志，寄望于某种虚无缥缈的种族胜利。经过上一次失败的“最终胜利”，萨森再一次重新拾起他所熟悉的坚持到底的口号写道：“我们的奋斗是一个梦想。我们体内的血统追寻着那个梦想，我们的肉体生活无足轻重，因为我们的血统将在我们的子女身上继续梦想下去，直到许许多多个世纪以后。”这么一来，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剩下的就只有血统，而没有了土地。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艾希曼新生下的儿子甚至将得不到恰当的名字，来匹配他那“正确的血统”。但情势甚至还会变得更加不利，因为到了年年底，人们关于艾希曼曾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反人类罪行的讨论已经发生了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批讲述国家社会主义迫害犹太人的书籍陆续发行。法国纪录片《夜与雾》（NachtundNebel）更展现了纳粹政权如何有计划地让反对者消失于集中营，以及集中营内的恐怖日常生活。观众大为震惊，以致联邦德国政府甚至试图阻止该片公开放映——不仅在德国电影院禁映，而且阻止其登上戛纳电影节。尽管德国历史学界只是不情愿地展开其实早该全力投入的工作，有关应该如何面对过去的公开辩论，还是连续几个月登上报纸头条。萨森在向艾希曼谈论起这部片子的时候，也显得非常心烦气躁。有关灭绝犹太人的各种著作，以及联邦德国讨论风向的转变，也影响到杜勒出版社圈内人的讨论。莱昂·波利亚科夫和约瑟夫·伍尔夫（JosefWulf）二人在年年底推出的《第三帝国与犹太人》（DasDritteReichunddieJuden）更宛如平地一声惊雷，为一切掀开了序幕。该书出版后不久，西德外交部的奥托·布罗伊蒂加姆（OttoBr?utigam）便被暂时停职，因为书中收录的一份犹太人问题相关文件上有他的签名。该书令人无法忽视的强大力道让萨森及其同伴深受其苦，因为书中主要收录了各种文件：元首关于抢掠和迫害的指令；戈林沾沾自喜的评论和笔记；莱因哈德行动的抢劫和谋杀统计数字；关于金牙、国家银行存款、强制劳动、毒气室计划的报告；以及《格斯泰因报告》（Gerstein-Report）的摘要；希姆莱下令清除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之后，对此做出总结的《斯特鲁普报告》（Stroop-Bericht）——尤其是关于“特殊处置”（Sonderbehandlungen）和“灭绝”（Ausrottung）的各种统计数字；迪特尔·维斯利策尼有关“最终解决方案”的报告；万湖会议的记录；还有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种族狂热、人体实验和强制绝育的各种内部消息。通过书中附有评论的资料节录、完整抄本、照片和影印文件，读者得以一窥国家社会主义的犹太人“政策”，而且这一切都不像之前发表的各种回忆录或报纸文章那么容易反驳，因为有可辨认的信笺抬头和各种签名。此外更有一整章文字专门献给了那名“没有魔法的大审判官”，阿道夫·艾希曼。如此大量的详细原始资料很难再被斥为不值一辩的敌方宣传，“赫斯特”和“海曼”之类的虚构专家们再也无力反驳。更重要的是，怀疑开始在己方阵营内部滋长。连杜勒圈子内最后一批固执己见的人，也逐渐惊觉确实发生过灭绝犹太人的行动。甚至从前在纳粹时期习惯于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和把一切都大事化小的那些人，如今也无法忽视这些证据。那本书很快成为所有报纸谈论的对象，而艾希曼的名字跟着频繁出现。7月号的《路径》也提到了《第三帝国与犹太人》。如今就连这份最死硬的战后纳粹刊物，也开始出现他们之前极力避免或嗤之以鼻的字眼：“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万湖会议”，以及“大规模残害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对手”和“遣送四万法国犹太人”等等。其中还谈到“不明就里被送入集中营、被推向死亡的人们”，以及“集中营恐怖”和“对犹太人的暴行”。甚至一些最重要的名字也被提及，诸如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海因里希·米勒、阿图尔·内贝（ArthurNebe）、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以及特奥多尔·丹内克尔（TheodorDannecker）——第四局B处4科在法国的“犹太事务顾问”。真相如此不可阻挡，以至于人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开始实话实说，唯有艾希曼的名字值得注意地不曾出现在6年的文章系列当中，一次也没有。但“正视”仍远不意味着“承认”。纳粹灭绝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死亡之舞”这个事实非但没有被接受，反而出现了一种新的阴谋论。如果事实不容否认，那至少可以歪曲解释一下。于是一系列文章在“盖世太保的角色”这个纲领性的标题下，渲染出一幅“自19年以来不断肆虐的阴谋”图景。尽管文中充满令人不解的胡言乱语，但还是清楚地呈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还在梦想拯救国家社会主义的人的无奈绝望。他们用来蒙混的谎言可以概述如下：应该负起罪责的不是党卫队本身。不，一切都是盖世太保的错！因为后者“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警察机构”，完全有异于当时和现在人们给它贴上的标签。盖世太保自创立以来便不断进行“颠覆活动”，它“伪装成一个由正直公民组成的小团体”，事实上一心一意想要“抵制、阻挠和破坏第三帝国的政策”。其目的不仅在于推翻“深受他们憎恶的希特勒全民政府（！）”，更打算对德国的世界声誉造成永久伤害，因为他们试图遏止希特勒大力推动的“德意志民族精神”继续胜利前进。该文并以各种捕风捉影的细节来说明，这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乃是德军情报机构的首脑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因为是他提拔了诡计多端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所有暴行都必须记在这两个人的账上，而且“今天可以合理地怀疑曾经存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系统，执意破坏新政府并到处为其树敌”。显然，等海德里希发觉卡纳里斯利用他做了什么勾当之后，卡纳里斯就派人把他暗杀掉。实际上根本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海因里希·米勒随即取而代之，在东方地区组织起灭绝犹太人的行动。“盖世太保领导阶层的犯罪集团”是一群无所不用其极的家伙，他们毫不犹豫地将人们送入集中营、送上死亡之路，为的是最终彻底打垮国王——阿道夫·希特勒。由于还必须说明为何至今没有人注意到这么明显的事情，于是作者继续解释道：这是因为一个谎言被制造出来。“战胜国非常清楚盖世太保行动的真实背景。他们只能协助掩饰真相，以免受到欺骗的世人有朝一日赫然发现，组织了那些事情的人并非希特勒，而是他的对手。”最后一切都沉冤得雪，尤其是希特勒、德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该文的作者署名保罗·贝内克（PaulBeneke），宣称撰文地点是在马德里。而真正的保罗·贝内克生活于15世纪。根据立场不同，他或被看成一位无私忘我的伟大英雄，在年击败英国舰队，收复了汉萨同盟的贸易权；或被视为一名残暴的海盗，对每一艘没能逃脱的帆船强取豪夺。作家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Freytag）因其《来自德国过去的图像》（BilderausderdeutschenVergangenheit）一书和各种反犹太立场鲜明的著作而深受纳粹重视。他曾为上述来自但泽（Danzig）的汉萨同盟海军将领树立了一座文学的丰碑，并由军事出版社推出豪华精装本供人购买。在但泽当地，保罗·贝内克更享有独特的英雄地位，许多街道和公共设施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凡是了解但泽百姓与那座城市之间特殊关系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那篇揭露所谓“盖世太保秘密”的作者是一个来自东普鲁士的人。但我们直到今天都不知道那名否认现实的作者究竟是谁。文章内容清楚指出该作者曾经是党卫队的成员。其行文方式、文体风格和文章背后的细节知识，则无论如何都对萨森、莱斯或弗里奇等嫌疑人不利。虽然艾希曼自己也用过“史上最伟大和最暴戾的死亡之舞”这种有力的讲法，但迄今无法断定究竟是谁“启发”了谁。更何况那篇文章质疑了艾希曼认为正确的一切事物，因此不可能得到他的欢心。无论是谁试图将同志们的心灵从承认罪行的噩梦中拯救出来，他都不是孤军奋战，也不愁后继无人。有关那一小撮罪犯如何蒙骗希特勒及其同仁，将他们的毕生志业和整个国家带入战争和大屠杀的虚构故事，至今仍不断以各种新版本出现于特定的文学作品和互联网网站。然而早在6年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已经奠下了阴险的基石。当保罗·贝内克被问到到底是谁躲在那一切的背后时，答案已经呼之欲出。6年德意志国家党在柏林举行大会的时候，11月0日的会议记录中一名党员斩钉截铁地指出：艾希曼，盖世太保的犹太人事务处处长，是“全犹太人”（Volljude）。他在希姆莱和外国犹太人的帮助下混入党卫队，并带去了反犹太主义。今天他早已重新生活在特拉维夫。最顽强的阿道夫·艾希曼“反传记”由此诞生，看似坚不可摧地在那些寻求心灵慰藉的反犹主义者中长久流传。艾希曼自己不是喜欢说他来自萨罗纳，而且能够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吗？难怪他有办法以犹太人事务专家的身份大展宏图，因为他本身就是犹太人……甚至连约翰·冯·莱斯事后也认为这个观点颇具说服力，他最后一次见到艾希曼是在年移居开罗前。这种完全脱离现实的“犹太人艾希曼”论调，是历史扭曲者在既无法回避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又不愿承认“那是德国人的罪行”的情况下，所自然得出的最终结果。这种无稽之谈背后唯一可以利用的根据，就是艾希曼伪称自己与犹太事物在精神上的亲密关系，以及年之后有关其受害者担心艾希曼可能伪装成犹太人逃避追捕的报纸文章。无怪乎阴谋论者喜欢一再引用《我们正在找的人》那篇老掉牙的文章，因为在意图篡改事实者的眼中，它可以被扭曲成犹太人承认艾希曼是自己人。这种否定论调甚至把犹太人描绘成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谋，可是直到今天，它在支持者那里都难以撼动，并且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在世界上流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批人固然非常乐意相信“卡纳里斯理论”，认为元首又一次成了毫不知情的蠢蛋，但有关这位前任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出身背景的说法，就比较难以接受了。尽管如此，萨森和他的同仁们仍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至少也要让这位老同志亲口承认自己“不德意志”（undeutsch）。莱昂·波利亚科夫和约瑟夫·伍尔夫的文献汇编甚至一度让萨森立场动摇。他告诉《路径》的读者们：“近来，我以严格的自律精神读完了一本厚书，书中收录了涉及第三帝国与犹太人之间关系的文章和文件。它有时令我感到窒息，我仿佛被掐住了喉咙一般挣扎，直到我再次天真地大声喊出：‘这不是真的！’我知道这喊叫十分愚蠢，纯粹来自我的无助感。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径自把一切都斥为谎言，无论是那本可怕的书里面的各种东西，还是每一声‘这不是真的’。”但如果有谁期待这种阅读体验能够持久动摇萨森的世界观，将只会大失所望。其所承认的因书而起的惊惶，已随着一段指责原子能的文字而化为乌有——原子能的发明正好就是“犹太人”的过错，因为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是不会去分裂原子的。于是萨森发挥自己的修辞技巧，向读者说明自己如何摆脱了那本“可怕的书”带来的负担：“真相很可能是相对的”，毕竟毁灭营内施放毒气的未受训练的“小”辅助工，“跟诺贝尔奖得主以及让全人类无奈屈服的科学毁灭技术大师比起来，只不过是可怜的侏儒罢了”。通过影射相对论的发明者，萨森只用了几行文字，就把之前短暂意识到的危害人类罪行加以淡化，使它在真正的“犹太人毁灭计划”面前重新显得微不足道。尽管评论试图粉饰太平，但《路径》的编辑部门显然已经采取新的政策。短短几个月前，还可以读到“海曼”和“赫斯特”等人的文章，宣称“在德国境内和境外的任何一座集中营或拘留营地，从来都不曾使用毒气室、毒气卡车或焚尸炉来灭绝人类。”如今该杂志中却出现了贝乌热茨、洛伦茨·哈肯霍尔特（LorenzHackenholt）和克里斯蒂安·维尔特等名字——分别为一座毁灭营、一名柴油毒气车技术人员，以及负责实地监督的人。一时之间，事实真相降临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让费尽功夫粉饰太平的萨森再也不得安宁。他没有让自己局限在血腥梦想的陈词滥调里面，反而前往德国，并在那里报了户口：威廉·安东尼乌斯·玛丽亚·萨森·范·埃尔斯洛（WillemAntoniusMariaSassenvanElsloo），德国籍记者和作家，6年8月25日正式从阿根廷移居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KonstanzamBodensee）。看来如果能够找到替代的安身之处的话，岗位被抛弃显然也变得更容易忍受一些。波利亚科夫和伍尔夫进而在6年推出了第二部文件汇编，《第三帝国及其仆从》（DasDritteReichundseineDiener），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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