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中，迈克尔·艾伯曼（MichaelAbleman）论及“心灵深层的滋养”，它建立在当地的、生物的、人际的和生态的整全关系上。这可以大体概括本书（《生态素养：为开创一个可持续世界而教育孩童》）描述的诸多努力探索背后的宗旨。艾伯曼在文章中涉及的话题，也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包括如何认识工业化模式主导的教育和农业问题，教与学之间的区别，儿童成长的不同节律，以及通过观察而学习的重要性。关于这些话题，艾伯曼的文章以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不是抽象的理论或解决方案，而是以一个敞开心扉的生命来讲述。

艾伯曼是一位农民、作家、摄影家，还是社区组织者和杰出的教育家。在圣巴巴拉的美景农园（FairviewGardens），他创办并指导都市农耕中心（CenterforUrbanFarming）。这是一个都市农场兼非营利社区教育中心，也是美国都市农耕和农地保护运动中最为重要和成功的模式之一。二十多年来，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学生亲自种植有机农产品，并创建购买食物的替代方式。

在艾伯曼的领导下，这家农场免于开发的破坏，其生态环境的积极保育方式是美国最早形成、最具开创性的模式之一。他在《美好的土地：一个都市农园的自传》（OnGoodLand:TheAutobiographyofanUrbanFarm）中讲述了这一故事，被《费城询问报》（PhiladelphiaInquirer）誉为秉承亨利·戴维·梭罗衣钵的农夫笔记。该书配有艾伯曼的摄影作品，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农地保育的主张，并提供了与周围社区合作共生的农场蓝图。

年，艾伯曼来到中国旅行，他亲眼目睹了维持人和土地生生不息的数千年的传统农业体系。这一经历促使他环游世界去体验其他文化，最后写出了《美好大地上：世界各地的农作系统的庆典》（FromtheGoodEarth:ACelebrationofGrowingFoodAroundtheWorld）一书。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作品，首次直观呈现了世界范围内食物和农业发生的巨大变迁。目前，他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小岛上耕种一小块土地，同时写作一本新书，介绍北美各地的创新型农民。

艾伯曼的探索构成了年获奖影片《超越有机》（BeyondOrganic）的重要内容，该片由约翰·德·格拉夫（JohndeGraaf）执导、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Streep）担任解说。文章便是根据他在电影首映式上的演讲稿编辑而成。首映式由“生态素养教育中心”（TheCenterforEcoliteracy）主办，中心通过一个捐赠顾问基金会为电影提供了资助。

1

作者简介：迈克尔·艾伯曼，美国农民、作家、摄影家、地方食物体系的倡导者。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艾伯曼一直致力于有机农耕，是全球有机农耕和都市农耕运动的先行者。获得《健康饮食》（EatingWell）杂志“粮食英雄”奖（FoodHeroAward）、生态农耕协会（EcologicalFarmingAssociation）“可持续农业好管家”奖（SUSTIEAward）等。

我做农民已经超过25年了，20多年来耕耘着同一块土地。我曾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在教育上——作为一名学生，也作为一名家长——在我的农场上教实习生，带领年轻人在农场参观学习或驻地学习。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发现教育和农业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工业化的模式还是我毕生支持的小规模的、个人化的替代模式。

没有务农经历的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在同一块土地上耕耘20多年的农民已经对土地的一切了如指掌。或许我比较迟钝，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领悟到，与其积累了一目了然的答案，我反而有了更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每一年都是新的开始：气候不同，市场变化，土壤状况也以一种微妙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改变。

然而，不管一个农民务农多少年，都很难撼动其自身携带的文化编码（culturalprogramming）：农场或农园应该整整齐齐地条播；只允许土地长出我们种植的农作物；不管怎样，我们能控制一切；好的农业有赖于科技。但无论我们怎样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与操纵农场和农园，大自然总是有另一套理念。

我相信，倘若我的农耕有何成功之处，那是由于我秉承了禅宗所说的“初心”（beginner’smind）：在我对待农事的过程中，不加预设，敞开心怀，从一切所遇中看和学。

在我刚开始学农时，没有人告诉我学习方法。如今，我要求学员拿着笔记本，每周去农场走几次，纯粹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我想让他们养成观察的习惯，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农业技能。我还希望他们能够亲自发现：生物系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最近听到大量关于教育的讨论，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电影明星和政治候选人都在侃侃而谈，似乎他们一个个都是教育专家。但“教育”一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们的“专家知识”有多少来自于臆断？又有多少来自于对学校教育的实际观察？

我曾在特拉华州的公立学校上学。我的初中校园很像一座最低安全级别（minimum-security）的小型监狱：砖墙、水泥地面、封着铁棂的窗户，这里的氛围更像被牢牢看守的拘留所，而不是一个用来滋养、教导和激励人的地方。那时候，马丁·路德·金被枪杀了。国民警卫队就在走廊里巡逻，我们去卫生间必须由一位警卫队士兵陪同。那些年，我的教育和数学、英语、社会研究课程没有一点关系。那时的教育完全是关乎生存。

我很早就下定决心，如果说那就是教育，那么我不想与其有任何关系。高中毕业前，我辍学了，更没有进过大学校园。尽管没有任何学位，但我写过三本书，还在许多大学和机构演讲——这些地方正是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希望我能够被录取的地方。现在，我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位教师；我认为自己拥有良好的教育——尽管我的教育并不来自于我曾经难以忍受的学校教育。

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我决定根据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给他一种不同的教育经历。我的儿子亚伦（Aaron）在华德福学校上学，后来又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然后在危地马拉学习了西班牙语，在尼加拉瓜的一家孤儿院寄宿学习，他学会了农艺、烹饪和照顾动物，最终像当年的我一样，进入公立学校读初中。

我曾在午餐时间走访过他的学校。学校的走廊里没有巡逻的国民警卫队，窗户上也没有铁棂。但是自助餐厅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必胜客（PizzaHut）、斯纳普（Snapple）、塔可贝尔（TacoBell）等连锁餐饮店。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些围着白围裙和戴着发网的女士、盛着热食的餐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售货机和美国餐饮企业的预制包装食品（pre-packedfood）。

亚伦告诉我，当他打开我们要求他自己采摘并预备的午餐时，很多人会围观。他不情愿地向我透露，多数时候他会悄悄溜到洗手间去吃用自家种的西红柿、罗勒和黄瓜做的三明治。因为他会为自己与别人不同而感到尴尬。

学校和农场变得非常相似。二者都成了工厂，拥有流水线和工程化的产品，然后粗制滥造出成绩、测验分数或者所谓的“食物”。

工业化的食物体系和工业化的教育系统，好像把我们都当作消费者来对待，好像我们只是消极地等待被投喂碎片化信息或者打包好的食物。但我们不能确保这种方式会给孩子带来健康和未来。培养健全的年轻人与种植优良的庄稼是异曲同工的。这是一份神圣的工作，需要唤醒并重新看待每一天，回应每一个瞬间，需要倾听、留意、观察。

每次我种下一颗种子，看它破土而出，那都会使我慢下来，去体验生命中的伟大奥秘。每一次，我都不由自主地获得自我更新。在家里后门的外边，我就能够拥有这种体验，能够种植、培育、收获和享受土地的赐予。

即便有这样的体验，我也时常觉得悲伤。我意识到，社会上的大部分人不再有这种体验的机会，比如从土地里拔出胡萝卜，吃一个被太阳烤得热腾腾的西瓜，或者咀嚼新鲜的豆荚时任它们在口中毕剥作响。

与土地的连结提供了另一种滋养，尽管不如胡萝卜、豆子或甜瓜那么具体可感，但这是我们社会极度需要的灵魂深处的滋养（deepersoulfulnourishment）。这种滋养不可能从约英里远程运输的食物中获得，也不能够从快餐盒、超市货架或者莫名其妙的抽象配料表中产生。这种滋养不可能用添加剂调配出来，在工厂里制造出来，或者通过工程炮制出来。生命的精华一旦在加工过程中流失，即便是最复杂的预制技术或最美味的调料也无法将它挽回。

我所描述的这种滋养建立在本土的、生物的、人际的、生态的多重关系之上。它源自于对万物连结的理解，需要我们懂得是谁种出食物，懂得他们的家庭得到了“生活工资”（livingwage），懂得他们的土地得到很好的照料和保育，免遭开发的破坏，懂得他们生产的食物没有受到一系列化学物质的毒害，食物的基因组成也没有改变。

我认为，真正的教育也应该建立在一些类似的连结关系上。在食物体系和教育系统中，我们真正失去的是“脉络感”（asenseofcontext），即对万物普遍联系的意识。我们的孩子需要真正的知识和食物的哺育，而不是碎片化的东西。他们需要了解一切事物的整全过程和普遍连结。

当食物体系和教育系统不再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便会自行担当起责任。随着农夫市集（farmers’markets）、社区食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