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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着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时段丰富的档案材料:通知、报告、通讯、会议记录、统计数据以及数量多到超乎寻常的自传材料。这类资料大多由干部们以一种非正式而又朴实的方式来填写，这使得这些记录对历史学家而言显得格外有吸引力，以至于我们在阅读时会轻易忽略那些在记录形成时束缚它们的条条框框。本文将讨论英文论述者关于档案使用的研究以及那些适用于中国当代史档案解读的观点。本文主要观点有二:第一，若要使用档案，那就需要了解资料生产组织的档案加工过程及其基本常识;第二，档案本身便是强而有力的存在对象以至于可以影响我们如何书写历史。

背景:关于档案的最初认知

关于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来源的区分以及对档案资料的重视是欧洲19世纪历史学研究专业化的产物。当时的历史学家强调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搜集客观事实，他们认为既然档案是由某事件的组织方所留下的资料，那么它们便与事件的第一手证据同等重要。此外，他们还指出档案内各类文件均是相互关联的:为了理解某一份文件那就必须探明它与其他文件的关系。通过蒋廷黻等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的引介，这类来自欧洲的想法早在20世纪便进入中国并长期存在，而他们多关心清代档案的保管情况。时至20世纪中叶，历史社会学兴起。如今的历史学家更想了解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与经历，而非国家机构，于是他们希望搜寻那些隐藏在档案中的普通人的声音。他们称之为“格格不入看文件"，并时常希望发现某些戏剧性的内容来用作对传统历史叙述的反抗。当下，对专业历史学家来说，使用档案能使历史研究比使用其他资料时看上去更可信，这也成为区分专业历史学家社群与业余写手的标志。我们也相信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受训学会使用档案。埋首于档案似乎将我们维系在同一个群体中，正如我们会对各自历经千辛万苦探寻珍贵档案的故事脱帽致敬一样，而这也是一桩令人愉悦之事。当我们身处档案馆时，我们能忘却职业生涯的压力，沉浸在发现某些遗失或被隐秘的内容的兴奋之中，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让那些淹没在档案中的人物重新发声，我们自然也为此而喜悦。但是，我们应记住正是由于强调档案资料的可靠性，因此赋予我们以及我们所书写的某种特定历史的专业化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常被用来验证那些凌驾于书写者之上的道德与政治对象，而相关论述也未必是自档案而得来的。上述种种依旧在形塑绝大部分西方历史学家对档案资料的想法。历史学家使用档案，但却很少对档案本身进行思考或论述。档案本身如同是一个庞大的透明体，常常隐没在我们的脚注中。然而，过去的十五年间许多来自于三个不同传统的学者都开始发表各类意见，并将档案本身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客体来加以讨论，在本文中我将详述这些学者的成果。

档案员的书写

这些新想法的源头之一来自档案员他们自己书写的文本。由于他们自身工作属性使然，档案员大多更了解他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更容易冒出与之相关的想法，而这便构成了此类新想法的丰富源头。近年来档案员们讨论的重要问题包括有档案员的角色以及档案文件的可靠性，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时常把档案员只看作是资料保管者，但是，档案制作需要制度措施的保障以及一个个愿意投注大量时间与金钱的群体。既然如此，那么相关群体的特定利益自然会影响到档案。如果我们把档案员想成文本作者，而这些作者能选择未来哪些读者来阅读他们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制作档案其实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任务。档案员会选择哪些记录被收入档案，将之分门别类，以供查阅。我曾提及在英文文献领域内档案员多是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政府雇员，而在目前的中国，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档案资料是由大学或私人收藏者所掌握。在此情形下，那些掌握档案的档案员常是学者，且多为专业历史学家。在档案生成的过程中筛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国家制造数量巨大的文案资料(或是如今的电子记录)以至于无法全数保存。97%的美国政府记录都会常规性地被销毁。档案员需要决定哪些资料足够重要以至需要保存，而哪些又应被处理。在相关的处理过程中，相关人员对资料重要与否的主观判断自然是难以避免的。此类判断的依据可能是考虑资料稀缺性，文件是否涵盖足够长的时段，又或是文件所描述事件的重要程度。当下那些掌握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档案的私人或学者类的收藏者也面临同样的处境#他们需要决定去探寻哪些村庄或单位，哪些资料应该被整理归档，又有哪些资料仍应弃于原有的保管机构，但却面临可能被销毁的命运。之后，档案员必须将搜集来的资源分门别类进行归档。现在大部分档案员大多会依照相关机构的传统规范来处理这些资料，而这个过程并不简单，既有的归档系统未必是合规或系统性的。我记得曾前往山西省某村的档案室搜寻20世纪初期有关天主教孤儿的资料。一位小伙子负责管理档案室，他指着一个收纳箱说:所有文件都在里面，都是用鸡脚字写的。后来发现这箱子里有着五花八门、杂乱的晚清档案。在此情况下，重新整理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即便是在归档系统合乎规范的地方，档案如何分类也会极大地影响研究者的解读。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收集、整理了大量村级档案，基于大量的收藏允许他们可以依照县来分类。使用者若是对某些特定区域如忻州、榆次感兴趣便可很容易地发现材料，但却依旧难以找到某个特定政治运动的资料。为此需要仰仗某位在中心工作，熟悉整个档案情况的学者予以协助。档案如何构建的重要性在于那些创建档案的档案员对日后的历史研究者拥有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可决定哪个版本的历史会被讲述。档案员的重要性还来自于他们控制了接触档案的渠道。西方的大部分档案都遵从所谓“三十年法则"，因此也时常让人觉得若不等上三十年再写，那么历史研究可能就是不可靠的。能否接触到那些新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档案资料则取决于与相关学者和收藏机构的关系。于是，相关研究工作的成果往往是建立在这些学者与他们伙伴的学术兴趣之上。那些拥有权力与金钱的机构在选择并保存档案资料的同时，也会使某些声音遗失，某些思想被边缘化，这势必会影响我们宏观层面的历史写作。当前可以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基层档案，却无法触碰北京中央政府的资料，这种情况导致学者倾向去研究基层社会史，而有关中央政策制定层面的研究被局限在那些数量有限。身处北京的退休干部与党认可的学者们之中，在我看来，当前这类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基层社会史的研究非常有趣，但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树立研究意识并为之思考。最后，档案员们还提醒我们应该对档案馆中档案资料的可靠性有更多的考虑。如今档案中的各类说法受文件形成时实际政治的影响，任何记录都会假定有其读者，而官僚机构时常假设他们的读者是怀有敌意和批判之心的，资料创建者希望获得其上级的认可，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掩盖他们的过失并强调他们的忠诚。有怎样的读者便会导致有哪些信息被记录下来，如何记录以及哪些文件应被保存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村级档案包括有许多会议录，但这些记录却很少记载当会议出现差错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往往只读到一两个人在此期间的起伏。记录者们还会通过描述细节来增强文本的可信程度。这些档案中的引文或可被认为是来自当时人们真实言语(我们经常如此使用它们)，但是记录者编写这些话也可能只是为了向上级展现他们的勤勉，许多记录的作用是劝诫及呈现相关事务中组织与创建档案者的自身利益应该如何被表述。后殖民时代的研究安·斯托勒(AnnStoler)在其关于19世纪至20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研究中，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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