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个人在16国的域外疫情生活

推荐读本《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光》

每一本书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有的故事，我们很容易“看见”，而有的故事，却是从未“与外人道也”。《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光》这本书的21位日记创作者，他们是谁？在记录“一国一城”的时刻，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千回百转？是什么让他们选择记录下这些“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光”？我们将在本期推送“讲述”21位创作者的“故事”——他们的开场白，穿越时空，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段惊心动魄却蕴藏着更大世界灾难的时刻。

周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的知日侧记》

（坐标：日本）

我是周俊，旅日十年，现为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招聘研究员，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硕士、博士。

理性与客观地了解当代日本，有利于我们取其所长，避其所短。疫情下的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观察机会。然而，疫情时刻都在变动，众生百态亦十分复杂。因此，我的疫情观察日记，只是反映了事物的一个侧面。管中窥豹，一个侧面所反映的诸多问题，或许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杨肯：《佛罗伦萨四十日谈》

（坐标：意大利）

“隔离”（quarantine）一词的英文，出自中世纪的意大利。进入14世纪下半叶，在黑死病传入欧洲（年）后的几十年中，鼠疫仍会时而在各地暴发，这迫使当时的城邦国家摸索有效的抗疫策略。那些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贸易城市，自然走在了探索的最前列。史料显示，威尼斯在年前后便推出过临时的隔离措施，要求入港船只上的人员暂停上岸。年，位于现在克罗地亚的拉古萨（现名为杜布罗夫尼克）首次通过法令将此方案制度化，在城外海岛上开设两个专门的隔离场所，要求贸易人士及其货物先在城外观察一个月的时间；同一年，米兰也在城外建起了专门的隔离站（lazaretto），并用水道将此特殊建筑与普通区域隔开。这些措施在意大利其他城市传开后，隔离观察的时间又从30日延长至40日。学者推测，意大利人之所以选择“四十”（quaranta）为期限，背后多少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旧约》中，上帝用四十日夜的洪水净化大地，而《新约》中，耶稣在旷野中与天父对话，也是连续四十天禁食；因而早在制定隔离措施前，“四十日”便已被引入医学实践，如妇女产后休整，也是以四十日为佳。当隔离作为一种专门的公共卫生措施在欧洲流行开来后，“四十”便也和它绑定在一起。去年夏末，我来到佛罗伦萨，开始了在欧洲大学学院的博士学习生涯。

我们的校园坐落在佛罗伦萨北郊的小山上，在一个中世纪修道院的基础上改造、扩建而成。由于这是我来欧洲学习生活的第一年，为了方便，我就住在山脚下的学生公寓里。那时我也无法料到，半年之后，我就要在这里接受多轮“四十日”的考验。无独有偶，文艺复兴时代诗人薄伽丘在创作《十日谈》时，恰好是以佛罗伦萨北郊作为小说的背景；故事里的十位青年男女，正是在黑死病肆虐之际逃往乡下避难，在别墅里讲着故事打发时光的；而《十日谈》中乡间庄园的原型，距我寓所只有一刻钟的步行距离。

人总是要追问“是什么”与“为什么”。当黑死病席卷欧洲而“尘世间并无任何智慧或远见能够派上用场”时（薄伽丘语），人们便开始了对基督教道德秩序的重估，人文主义精神也借此得以延展。当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人们在慌乱中被夺去了常态生活，不得已囚在家里时，发问便也成了新的常态。我也未能免俗。瞬息万变的疫情，恰好给了我同身边近友与远方故人不断交谈的理由。我们讨论新闻，分享自己的隔离故事，思索我们即将步入的新世界的模样。通过对话与追问，我们似乎能消除一些因隔离而产生的距离，并夺回一些对生活的掌控。

这些日记便是对这些讨论、观察与追问的粗糙记录。开始写作时，我已在家里“避难”了四十多日，故谓之“四十日谈”。

翁磊：《狮城的“药丸”》

（坐标：新加坡）

我是新加坡执业律师，当我接到写疫情观察日记的邀请时，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了大约50天。回头看看过去的日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改变了它原来的走向。

从后知后觉的角度回看过去这几十天，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每天都只能根据当时获得的信息做出判断和预测。有些判断后来证实是对的，有些判断则错了，有些暂时还不能确定。无论事后我们会多么懊悔之前的决定，那些都是我们在当时的状态下能够做出的最客观的选择。如果我们回到当时，根据当时能获知的信息做判断，很大可能还是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我平时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想通过一篇篇的日记记下我听到、看到、想到、感受到的东西。我是从中国走出来留学，然后留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律师。我的生活中，免不了会遇到一些和法律有关的事情，我也会更关心与法律有关的事件。因为跟国内的联系还是很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