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美工出身的冯小刚在和郑晓龙策划《大撒把》，随后他们将合作著名的《北京人在纽约》；

蔡明亮在游乐场碰见了无所事事的李康生，迫不及待要为这个年轻人量身定做一部电影；

两岸三地的文艺青年们，都蠢蠢欲动，期盼着可以将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机会；

当然更多的人还在“黄金时代”中陶醉，不久之后，他们将自食其果，然后兴冲冲地冲向另一个市场。

武侠盟主易主，滥拍趋势冒头

年4月5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徐克凭《黄飞鸿》获得金像奖最佳导演，人们奔走相告“新一代武侠宗师”诞生。

此时，没人会注意到邵氏影业的一个老人，正在西影厂卖力地一部部复制自己昔日的经典，浑然不顾子孙辈越来越不耐烦的目光。

张彻终究是老了，如同自己镜头下白衣胜雪的大侠。

如今唯一能做的，是在某个昏昏欲睡病痛稍缓的午后，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去领某一年的终身成就奖。

李连杰通过黄飞鸿塑造的侠之大义形象，如今仍找不到合格的继任者

同样落寞的还有张导演昔日的武指刘家良，几个月前他从徐克的剧组辞职，面对飞檐走壁的黄飞鸿，执拗的老头痛心疾首“非叫我十万洪拳弟子笑掉大牙！”

后来《黄飞鸿》公映，徐克特地送了他一张票，面对午夜场山呼海啸的掌声，刘师傅默然无言，同样无言的还有角落里演过87部黄飞鸿的关德兴。

世界是我们的，但终究还是你们的。

那一年的当红炸子鸡，是一个叫周星驰的家伙，年度票房前五全是他的电影。

《武状元苏乞儿》票房万港币，排在年香港电影票房榜第四位

第一名《审死官》，导演是杜琪峰，那时他们合作得还算愉快，不过不久之后，这两个性格极为强硬的人将注定会发生一场冲突。

“拍完《审死官》后，再拍《济公》，周星驰就变成了两个人，他在拍之前也不参与，拍的时候就一直在改东西！”

最终，一个索性直接抢过导筒成为真正的星爷，另一个则开始思考做为一个已经成功了的二流商业片导演，是不是应该玩点别的了？

这样想的，还有那年的影帝曾志伟与新导演陈可辛。不久后，立足中产趣味的电影公司UFO成立。

年的港产片开始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癫狂，本土票房虽然罕见地突破12亿，各大香港老板却纷纷停止注资电影。

王家卫曾想把王祖贤在《东邪西毒》中的戏份全部删掉

新来的台湾老板则明显好忽悠得多，票房低得让邓光荣入院打点滴的王家卫就又一次凭借张国荣、林青霞的全明星阵容和改编金庸武侠的“计划”，“骗”来上干万投资，开拍《东邪西毒》。

那些冤大头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拍就是两年。

金庸得知林青霞饰演东方不败时，提出过反对意见

开片如此容易，香港导演便开始彻底暴走。

一年后，港产片数量已经膨胀至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黄飞鸿》、《东方不败》的名利双收而草草赶制的古装滥拍跟风之作。

年的香港，有的人准备宰完最后一刀，有的人力图挽回败局，有的人开始动身离去。

那一年，钟楚红息影，周润发减产，吴宇森拍完在香港的最后一部电影《辣手神探》后，远赴好莱坞发展。

影片最后，梁朝伟云淡风轻地告别，镜头恋恋不舍地滑过几只千纸鹤。

梁朝伟因为主角戏份，拒绝了该届金像奖男配角的提名

民俗文化惹尘埃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此时香港电影圈外部环境乌烟瘴气。

黄百鸣甚至被抢过底片，去台湾卖片都要战战兢兢地雇上四个保镖。

那部被抢的电影叫《家有喜事》，最大的卖点是刚刚复出的张国荣。

当然，张国荣愿意接拍，除了与黄老板的交情，很大程度上源于黄百鸣同意他在拍摄期间，可以跑到北京兼职另一部戏，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制片人徐枫曾一度将程蝶衣选角的天平倾向尊龙

第五代正如日中天，张艺谋们拿奖拿到手软，却不停地有华侨写信给媒体：

“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从文化界跨行过来的朱大可更是不客气地批评道：

“《大红灯笼高高挂》为洋人而写的意向更为明确，大红灯笼不再是喜气的，而毋宁说是专制和淫邪的。”

张艺谋在很多年后，不无委屈地争辩：

“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用高墙大瓦表现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

“可以说，这种象征隐含了我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

《秋菊打官司》，也是法律课堂的常客

当然，朱大可和张艺谋的恩怨持续到了20年之后。

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盛名之下，年，张艺谋开拍《秋菊打言司》。

很多年后，《秋菊打官司》的镜头一次次地被电视中的普法节目借用，张艺谋也已然顺利地回到了体制之内。

台湾导演新力量

年的美国，有一个华语导演从长达六年的居家男身份中挣脱出来，准备回台湾拍片。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5月14日，由于台湾中影公司徐立功的力荐，《推手》上映，随后的《喜宴》、《饮食男女》更是一步步把李安往国际知名大导的道路上推去。

《喜宴》抱得金熊的庆功宴上，喝着鱼翅汤的李安，哭了

很难讲，是台湾延续了李安的艺术生命，还是李安延续了台湾艺术电影尤其是“新电影运动”的香火。

那时的台湾电影，是极为惨淡的。

年，台产片申请准演执照数仅为33部，占中西影片发照数的6%，而港片则占到了84%。

年的比例大致相同，票房前十全部为香港电影，台湾电影人对此毫无对策，当局也完全放任自流。

港台电影人的交流达到了高潮

在对香港导演盲目慷慨的同时，台湾老板对本土导演却是极为吝啬甚至是漠视的，众多新导演们只能靠微薄的艺术救济金过活。

那年的金马奖，影帝提名是成龙、李连杰、周星驰和邵昕，最佳影片提名是《审死官》、《警察故事之超级警察》、《浮世恋曲》、《无言的山丘》、《黄金稻田》、《暗恋桃花源》，香港电影占了一半。

值此关头，遗老遗少们迫切地推出一个电影血缘关系暧昧不明的李安，“处心积虑”之外，却难掩一副大势已去行将就木的无力模样。

值得庆幸的是，八年后那个苦熬了六年的居家男人拍出了《卧虎藏龙》。

2.1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四个小金人彻底闪瞎了一众想要名利双收的华语导演。

华语电影工业甚至由此一变，张艺谋、陈凯歌的命运也因此更改。

院线制扭转乾坤

年之前，华语电影刚刚送走一个高潮，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一一》、《鬼子来了》、《花样年华》分别拿下最佳导演奖、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一一》的观众超过了30万人次，《花样年华》超过60万人次。

当时法国观众对华语电影品质的认可，贾樟柯曾亲眼目睹：“在法国，了解电影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基本上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使华语电影重新受到人们的